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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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周恩来告诉大家：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病。中共中央对他无可奈何。会议决定，由主张出兵的周恩来带着不主张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这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挂帅领兵入朝。
　　10月7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对美国的行动，中国迅速做出反映。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毛泽东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三人：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
　　中央和周恩来是期望林彪同去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林彪个人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出兵朝鲜这么重大的行动中，他既已推脱了担任统帅的责任，在国内稳坐钓鱼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林彪仍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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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5）
由于当时的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次克停机加油，所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
　　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11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
　　周恩来首先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斯大林回答：
　　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顾虑重重。他接着说：
　　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以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
　　“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与周恩来会谈结束后，为向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作个交代，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
　　为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12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飞返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同志的联名电后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两个需要进一步弄清并与苏联方面继续商议的问题：
　　（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我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
　　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上述问题。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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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6）
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对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发来两电：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
　　周恩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收到电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
　　就在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两封电报送给斯大林的当天，即1950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转来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在援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的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国的承诺曾使周恩来感动不已，周恩来对斯大林那时的表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周恩来这次前来，感受到的却是言而无信的斯大林。
　　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斯大林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
　　斯大林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0月15日乘飞机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作了如下保证：
　　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
　　虽然麦克阿瑟放出的是狂言，但杜鲁门得知美军将士可以回家过感恩节，他非常高兴，并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杜鲁门表示：“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10月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国。
　　1950年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斯大林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回京以后，周恩来得知，美国飞机在10月13日和14日期间多次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周恩来当即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
　　为抗击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自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到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迫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的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战争结束，在长达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一道，与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等人密切配合，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次演绎了一幕以正义战争反抗侵略战争的活剧。
　　

抗美援朝（7）
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入朝作战几个月以后，没有空军支援的中国军队很快就把那位夸下海口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赶下了台。他所率领的美国士兵，既没能回家过感恩节，也没能回家过圣诞节，甚至不能回家过新年……
　　人们称，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扮演的是三位一体的角色——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谈判的总指挥。
　　何以成为“总参谋长”？
　　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像战争年代一样，与毛泽东一起酝酿、决策各种重大的行动计划，在最高统帅部组织指挥抗美援朝这次重大的战争。而实施重大决策的具体事务，又是在周恩来负责下进行的。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之多，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何以成为“总后勤部长”？
　　为保证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现代战争的胜利，为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并维护着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的工作。这件事，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周恩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为从自力更生出发保证战争的急需，1951年1月，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有关东北军区后勤会议的汇报，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