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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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2）
1967年“二月抗争”后，老帅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忍无可忍”，公开表示要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到底”。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明知面临着“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的危险，但毫不畏惧。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先是江青密谋向毛主席进谗言，告了“三老四帅”们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一脸怒容，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革”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作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
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
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作了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五一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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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3）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
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中，火气最大的谭震林也难逃厄运。为防谭震林出事，周恩来加强了对他的保护。
曾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是这样回忆的：
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8、9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也谈起过保护谭震林等人的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么！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么，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么！我还在场么！”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大意是：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终于得到平反。
受周恩来“再三地保”的人中，不仅仅有余秋里、谷牧，还有国务院的一大批挨批斗的部长们。这些人又要坚持工作，又要随时准备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三番五次地受冲击。作为总理和战友，周恩来对他们多番牵挂，不得不“再三”地去保他们。
在国务院各部委机关都不安宁的时候，周恩来以巧妙的办法给部长们找到了一处“临时避难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
对部长们所受到的冲击，周恩来曾心痛地说过：“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于是，他让秘书以开会的名义，发通知让受到冲击的部长们轮番到中南海开长“会”，这样的会，一开就是几天，名曰“开会”，实则避难。他们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宿舍楼——“工字楼”住了下来。
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则以让他们到中南海“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
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后，便明白了“开会”、“写检查”的真正含义。尽管中南海也不是一片“静”地，也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包围，但部长们住在这里总是比外面要安全和安静得多。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被送回来。他们把这称为“倒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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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4）
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的除了余秋里、谷牧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还有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诤、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还有廖承志、方毅、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刘澜波、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等。
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这些部委级干部们在“工字楼”里少则住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在他们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时，周恩来怕他们出危险，有时自己亲往陪斗，许多时候则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
还有的战友如薄一波、乌兰夫等人，他们是林彪、江青一伙重点打倒的对象，在北京是很难躲避厄运的。苦不堪言的周恩来只能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地去“避难”，尽量躲过风头。
与此同时，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又想方设法把那些处境十分困难的负责人接到北京来“避难”，他们被较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先后被周恩来接来的负责人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消息灵通之人，他们把这些受保护的负责人弄出来，又揪去游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把有些人安排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江青、康生等人不知他们的去向时，非常恼火，曾多次打听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受周恩来之命实施保护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回忆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你把人弄到哪里去了？
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周恩来“保得最多”和“保得最早”的元帅中，有许多被保住了，有的人却没有保护住。这正好映衬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周恩来对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的保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陈毅早年曾与周恩来一同留学法国，几十年革命生涯，两人相交相知、同舟共济。新由国成立后，陈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又接任外交部长，成为周恩来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个主要助手。对陈毅元帅，周恩来再了解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对一些看不惯或不理解的事情敢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