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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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9月1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长此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荡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必须对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30日这天，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周恩来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
事不宜迟，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着，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周恩来的批示先传到了中央统战部的干部处，该处负责人又立即转给了还在岗位上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这张网，虽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屡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在“文革”的混乱局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终究起到了“大树阴深荫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她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病逝以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事业，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帜，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与逆民主革命潮流而行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曾被誉为“国母”。
　　在筹备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程派邓颖超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届人大时，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毁。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宋庆龄的事，平常就得到周恩来的极大关心。此次受冲击，消息很快就传到周恩来那里。
　　这还了得！连宋庆龄都敢冲，其他人还有安静之日吗？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修复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问题的批示，把宋庆龄列为第一号被保护的对象。
　　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好后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郑重地讲到了尊重和保护宋庆龄的问题，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极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听周恩来“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的保护口气和态度，红卫兵这才收敛。此后，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当年10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4）
11月2日，周恩来还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表示：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遭到大的冲击，人身也没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来亲笔开列的名单中，排在最后并特意用括号标出来的，是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李宗仁这位转瞬即逝的“代总统”便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这年12月，李宗仁经由香港飞往美国，从此过起了长期流落异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仍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接到这一信号后，开始了积极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活动。不久他便表达了想回祖国、“叶落归根”的愿望。
　　经过精心准备，1965年，李宗仁回国的时机终于成熟。7月18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这位重要人物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周恩来偕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就两次到机场迎接，足以见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位为祖国统一作出应有贡献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重视……
　　李宗仁“叶落归根”后不到一年，祖国大陆的一场政治###便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便担心李宗仁会受到冲击。因为李宗仁刚刚回到祖国大陆，还不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在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的热浪中，李宗仁自然更容易被牵连进去。
　　为此，周恩来及时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护的名单中，并向他家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在抄家之风刚刚开始时，李宗仁还比较安全。但为以防万一，周恩来还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入院之前，李宗仁曾与其他上层民主人士、著名爱国人士“应总理之邀”参加了1966年国庆盛典。
　　盛典还未开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与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仍执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归国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周恩来指示下安排的位处——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1966年3月21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洁病逝以后，他于7月25日与原阜外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婚，继续同住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红卫兵冲击。
　　周恩来此时对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冲击一事已有所耳闻，他严峻地问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摆手说：“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和对人的关怀备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愿在小事情上麻烦总理，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庄严的场所，他更不愿给已经在混乱局势中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增加心理负担。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5）
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住处仍很关心。他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了这话，周恩来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周恩来越来越担忧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来两次派人动员李宗仁夫妇到安全的地方疗养、避风。最后一次是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动用总理的专车，才把李宗仁夫妇接到301医院“将军楼”保护起来。
　　按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入301医院后，和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个人还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时间里，民主人士们在周恩来安排的处所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文革”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
　　在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满对立情绪，这更是给红卫兵们造成了口实。对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接受入院保护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护。他批示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对象家中做警卫，并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还交代警卫部门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不只限于名单上列出的人，凭着多年革命斗争和政治风浪的经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所有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运动中，周恩来担心民主党派进一步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