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冬,热的雪-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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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河边，乘船的乘船，坐竹排的坐竹排，甚至连马都用上了，不会游泳的就拽着马尾巴。四十九团安全地渡过了淮河以后，吴绍周带领的八十五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命令部队也立即徒涉，不料人马一下水，还没到河心，就被河水卷走了。吴绍周忙让部队停止过河，望着淮河，不禁仰天长叹：“共产党啊共产党，真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国民党军统帅部方面也感到很惊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29日日记中记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犄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共产党人是讲唯物主义的，但偏偏就是那么神奇：刘邓大军刚过完河，上游的洪峰就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0多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10多天才过了淮河。
　　当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进入大别山，非常生气，狠狠地斥责国民党军将领：“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部、部队长只稳打稳扎，猬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
　　9月初，蒋命令整四十六、五十八、八十五师渡过淮河向南推进，整十、四十师经宣化店向东推进，桂系的整七、四十八师沿经扶、麻城南进，整五十二、五十六师在信阳以南的外围，整六十五师由平汉路到黄安，张淦等渡过淮河的部队统归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指挥，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
　　刘邓大军开始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岁月。
　　

一寸土地一寸血（1）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后人在讲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麓
　　直到今天，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在有着优惠政策及各级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依旧不能脱贫，更无法与华北多数地方相比。在半年前，笔者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一位安徽金寨籍军队医学专家时，他曾告诉我们：大别山区至今仍极为贫困，他在当兵之前，从来没吃过一顿白米饭，一天三顿就是泡菜、煮红薯和南瓜，吃了近20年，如今一见到红薯和南瓜，胃里就要泛酸水，这真是吃怕了。可见，大别山并不能说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在采访中，也没有一个当年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说过大别山是一个“富足”的地方，相反，说得最多的还是大别山的艰苦。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想象大别山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这对大别山人民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争取来的。他们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持了南下的十几万大军，这是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关键。刘伯承在1949年时谈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说：“曾经是老苏区的大别山的老百姓，是顽强不屈的，他们从大革命到现在，遭受过国民党历次的大屠杀和抓壮丁，许多村子荒着没有人住，许多人全家被杀灭只逃出个单身……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陈斐琴、刘备耕等人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第四卷，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08页。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红色的土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更重要的是，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共产党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大别山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也是因为流在这块土地上的鲜血太多，这里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有所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但更多的鲜血，是那些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流下的。
　　

一寸土地一寸血（2）
最早看上这块地方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像高敏感度的雷达，一下子就看准了这块地方山脉纵横，谷深林茂，最适合武装割据。他们在这里组织了黄麻暴动，成立了后来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黄麻暴动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等人先后被害。大“肃反”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即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讲：“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次大肃反，许多大别山的儿女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大刀长矛下，这也给共产党及其红军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第四次重兵“围剿”下，得不到群众支持，甚至有部分地方“反水”，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远征陕甘。
　　红四方面军走了，国民党军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国民党军占领大别山以后，喊出了“血洗大别山”的口号，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平头岭，一次屠杀群众2000多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此一情景，酷似古诗所云：“白首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然后是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接着就来了，在大别山区和国民党军开始了拉锯战。
　　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在1938年徐州会战后撤至大别山区，和在江南的第九战区一起，于1938年6月至10月，集中110万的兵力，组织了武汉会战，在大别山区给日军以重创，消灭日军10万余人，国民党军也伤亡了22万余人。以后，第五战区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官兵依托大别山与日军周旋，给日军大量杀伤。1942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企图肃清坚持大别山抗战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给大别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破坏。仅在占领茅坪后，日军兽性大发，将镇中军民561人，无论老少尽皆屠杀，日本占领立煌县城后，又将全城付之一炬。有回忆文章称，国民党军收复立煌后，官兵驻足立煌街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地；更有甚者，日军把城中“庆祝元旦”的标语改成了“庆祝完蛋”。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人皆泣不成声。
　　一个叫欧阳学卫的大别山人曾经采访了当年见证日本鬼子暴行的老人，详细记载了日军在大别山的无耻行径：
　　日寇侵占武汉后，将宋埠镇作为清剿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基地，在宋埠镇西头（今麻城二中）以及镇东郊的自然村庄屈家巷，分别设置总部（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弘部”），驻扎了大量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
　　得胜的日本兵目中无人，狂妄至极。夏天只在腰间系一根带子，从裆里吊起一条白布兜住阴囊，就四处大摇大摆，在古老的文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兽性发起时，无论白天黑夜，也不分老弱病残，公然强奸、轮奸妇女。无助的妇女们用食油调和锅底灰涂在自己脸上身上，将自己弄得越脏越好。日本鬼子以为这些妇女患有传染病，虽不敢沾边，却咒骂她们是“东亚病夫”。
　　

一寸土地一寸血（3）
由于大别山上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下山打炮楼、拔据点，打得日寇心惊胆战。日军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沿汉（口）麻（城）公路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日军赶走了老百姓、抢光了粮食牲口后，用钢丝绳系住民房后沿的房檩子，再用汽车在房前拉钢丝绳，这样一栋民房瞬间就被夷为平地。凡不愿搬迁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被俘的抗日游击队队员。袖家湾的曾大爷回忆说：有一年冬天，3名游击队员因负伤不幸落入敌手，他们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开口。残暴的日军在屈家巷操场放3口大水缸，缸内灌满了带冰碴的水，水缸周围架起劈柴。敌人将负伤的游击队员五花大绑，投入水缸，仅露出头在水面上，然后点燃劈柴。我游击队员先是冻得半死，后被活活煮死。
　　当时在屈家巷一带的村庄，生长着许多碗口粗的楠竹。日本鬼子抓到游击队员后，就利用楠竹作刑具。刽子手选择相距两米以上的两棵楠竹，用汽车和纤绳将楠竹拉得靠近后，将游击队员倒挂在两棵楠竹上，然后砍断麻纤使楠竹突然弹开。瞬间，游击队员被活活地撕开成两片。陈家湾的陈大爷说：我亲眼看见人的五脏六腑从树（竹）上一直挂到地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
　　驻扎在宋埠镇和屈家巷的日本兵，以创造新的杀人方式为乐。只要有抗日战士被俘，日本鬼子就尝试新的、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宋埠镇下河街的刘大爷回忆说：有一次，敌人将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操场上，冷不丁地从背后砍掉游击队员的头颅，另一鬼子兵立即用一坨黄泥巴盖在喷血的脖子上。被砍掉头颅的躯体依然站立，并摇摇晃晃地继续行走，许久才倒下去，而围观的鬼子兵均以此为乐。
　　有一次，日本鬼子为了庆祝胜利，在宋埠镇的总部操场上，将一批被俘抗日将士双手向上捆绑在柱子上，刽子手用斧头劈开我抗日将士的左胸，用刺刀剜出心脏。然后叫伙夫拿到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