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1978-2008-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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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筠：把气枪子弹口径枪子弹都寄过来了，好像是说教练打死你怎么着。
5月29日，中国足协批准了曾雪麟的辞职请求，任命高丰文为国家队主教练。
1989年7月，在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连续在最后３分钟失球，以1∶2的相同比分输给阿联酋和卡塔尔，失去出线资格。1990年亚运会上，国家队在主场意外输给泰国队。不久，高丰文辞职。
1994年4月17日，成都。主哨陆俊一声，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始。
从这一天起中国足球正式走入职业化道路。
绿色国安对手是广东队，当时在比赛打到第61分钟时，由杨晨打入了国安队步入职业联赛的首个进球。在此之后又由国安队的谢峰在比赛进行到71分钟的时候，打入第二球，结果国安凭借着这两个进球，客场2∶0战胜了广东队，帮助球队取得了步入第一届职业联赛的首场胜利。
大连万达队荣获该年度甲级A组联赛冠军。
“5·19”事件过去14年后，一位名叫米卢·蒂诺维奇的南斯拉夫人，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2001年10月7日，他带领中国男足实现了几代人冲击世界杯的梦想。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队一球未进一分未拿一场未赢，赛前制定的三个目标均未实现。国家队在平静中度过了赛后的日子，球迷依然在支持国家队，只是他们更清楚，那仅仅只是几场足球比赛。
尽管时光如梭，人们可以忘记许多东西，但对于所有中国球迷来说，“5·19”作为一种耻辱，被牢牢地记住。
巧合的是，就在1985年5月11日，在欧洲冠军杯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塞尔惨案。一共有39名球迷在此次惨案中丧生，欧足联对英格兰足球俱乐部作出五年不得踏足欧洲赛场的处罚。
与此相比，8天后在中国发生的这起球迷闹事事件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聂卫平让国人扬眉吐气
与“5·19”的耻辱相比，聂卫平，让中国人在1985年扬眉吐气。
1985年11月20日，聂卫平作为中方擂主出战，接连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最后决战又胜日本终身名誉“棋圣”藤泽秀行，获得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胜利。
这次NEC中日围棋擂台赛，可谓棋逢对手，出现了双方打擂者全部登台，最后主将决战的最佳局面。历时一年多的搏斗，吸引了两国和世界围棋爱好者的关注。
聂卫平获胜，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起源于我国而沉寂一百多年的这项中华绝艺开始了振兴。
在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又两次获胜。
1988年3月26日，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
据聂卫平后来回忆，邓小平曾劝自己不要当棋圣：
那天是第四届中日擂台赛俞斌首战对依田纪基。下午我陪邓老打牌，之前邓老听说我当“棋圣”了，让我把证书给他看看，我就特意带了过去。那天万里也在，看完证书，万里跟邓小平说，一百年之后，都没人知道我们是谁，可人家都知道聂卫平，因为他是圣人嘛，要供在庙里接受香火呢。邓小平看完证书后，只跟我说了一句，这个圣人可不好当啊，你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这些年，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邓小平说圣人不好当，我都想找机会把这个“棋圣”辞了，我也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不敢当圣人。（2006年6月14日《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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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人体模特儿被逼疯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从心里说，她觉得这工作没什么不好。但是，她又讲不出这工作好在什么地方。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所以，她与学院签合同时，没敢向家长说明。父母问她去南京干什么工作时，她只含含糊糊地说：“给学生们画画头像，也冲冲水扫扫地什么的。”
1986年，她又回到乡村。白天和小姐妹们在村里转转，比比城里带来的漂亮衣裳。晚上，便到邻居家看电视。那几天，电视里正播放反映刘海粟年轻时画画的故事，大惊小怪的乡亲们一下子发现，原来美术学院画模特儿是脱光了衣服的，便问陈素华：“你在南艺，也是这样光着身子么？”
老实的陈素华，惊惶地点点头。这下坏了，人们电视也不看了，全来看她。一个平时非常喜爱她的老奶奶说：“素华，再穷再苦，哪怕去要饭，也不要卖身呐！”
陈素华哭着跑回家。父母亲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他还痛心地说：关于模特儿的斗争，70年前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70年后的今天，模特儿的处境仍是这么艰难，说明反封建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型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月，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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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本”《金 瓶 梅》只供处以上干部
1985年，删去了19610字的“洁本”《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印了10000套。
北京的作家忙着购买，在文艺部门任职的干部，须处级以上才能购得《金瓶梅》。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买书也要按干部级别。不过，1985年《金瓶梅》的购买权级别下降到处级，已经是很大的进步；1959年，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出版了少量《金瓶梅》，是供部长级以上干部作“批判”用的。据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当时《金瓶梅》的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黄伊：《金瓶梅》出版轶闻，2003年6月30日《每日新报》）
1985年《金瓶梅》的再版，很不容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为此担当了极大风险。从80年代初开始，韦君宜就以“《金瓶梅》供作家研究人员使用”的名义，呼吁再版《金瓶梅》，又根据1957年的重印本为工作底本，精心删节成一部“洁”本。
《金瓶梅》出版后，也遭到猛烈抨击。但韦君宜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而我们的作家、文学史研究者都看不到它，这是不正常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985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初听起来不大好懂的句子，挂在许多人嘴边。
它源自作家张贤亮的一部小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出，反响巨大，争议也大。
之所以如此，除了作品大胆地（也是第一次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健康的性以外，还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只有在不断创造中获得新生。
同样，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者用“卢梭忏悔录”式的自白阐述了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出现“阳痿”的章永麟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展现了人的潜意识。
作者喊出了“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的强音，正是对自己从前作品的悖逆。
批评的声音有很多种，其中有些批评在当今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来看，已经不再算什么了。比如有一位女评论家对张贤亮这部作品中对性的描写以及幻想予以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另外还有人对章永麟这个人物持否定态度，记得一篇批评文章的题目就是《章永麟是个伪君子》。关于章永麟这个人物，很多人的批评集中在他在对待黄香久的决绝态度上，批评他的伪君子性格，批评他的爱情观，甚至批评章永麟的人格。
这说明，这篇小说引起的反响，已不限于文化，而是社会道德。
巴金支持了这部小说。
“上世纪80年代，作家张贤亮在《收获》上发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遭到了批评。巴金看过小说后，说没什么大问题，并鼓励年轻的作家多有创作新意。”（《一颗最热的心 一颗最亮的星》，《上海壹周》2006年10月20日）
1992年，当时已经是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的张贤亮，“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
涉及敏感性题材的，不止张贤亮。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也掀起波澜。
吴阶平在《性医学》中指出：“‘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阴道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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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倒闭引发“八级地震”
国营企业居然会破产！这在今天不是个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却非常让人震惊。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处理办法。截至当时，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连续亏损已达十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国营企业。
据有“中国破产第一人”之称、中国第一“破”中的关键人物、时任沈阳市计划委员会调研员的韩耀先回忆：
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的亏损企业达100多家，数万名职工因开不出支而上访。
当时的###市长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好的企业可以给予鼓励，那么差的企业呢？在那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企业破产，那么，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企业破产的做法，在中国是否可行？
为化解这一局面，沈阳市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对于那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能否进行破产倒闭，能否起草出一个破产规定。在一片争论声中，韩耀先接到了市领导指示，开始挑战这一艰巨的任务。
经过几个月准备、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一部有40多个条款的破产倒闭规定草拟而成。又经过一个月修改，《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终于完成起草工作，并被送到市政府常务扩大会上进行讨论。
当时反对的声音不仅很多、还很强烈。“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先例。这可是原则问题。”“制定这样的法规，是否符合我国法典？”“现在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否接受？债务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职工心理能否承受得了？”……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这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下发了。（叶健：《国企破产解政策“救生衣”完美谢幕》，2006年9月30日《辽宁日报》）
此举在当地却引起了“八级地震”：在宣布破产的大会上，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有人甚至在工厂的门口挂起了白色小花圈，工人见到干部就围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怎么还能破产呢？”人们对破产不理解、不适应，只好抱怨。
1996年，沈阳一家中型企业在大会上宣告破产时，同第一家破产企业的情形截然不同，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变成了阵阵掌声。尽管仍有不少职工对破产不那么情愿，但是大家都弄明白了一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