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1978-2008-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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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中国心》一度被称为“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4年8月的上海青年吉它大奖赛中，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的青年工人张行夺得了吉它弹唱的第一名，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出版发行了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狂销350万盒。专辑中的歌曲《迟到》、《告诉我》传唱至今。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
哦……她比你先到
她温柔又可爱
她美丽又大方
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不能分享
哦……对你说声抱歉
当时的大街小巷，不时地会见到一些长头发的小青年，拿着一把吉它，唱着张行的这首《迟到》。
1984年之后，程琳、朱晓琳两个“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
1982年，当程琳蹦蹦跳跳奔走在首都各大舞台上，演唱《小螺号》、《草帽歌》、《盼红军》等歌曲的时候，一份国家级的大报率先发文，不点名地对程琳进行批评，说她的歌声是颓废之音，靡靡之音，台风轻佻，有挑逗嫌疑。一时间，应和者众，程琳不能再登台演唱了。
从1984年开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迅速流行开来。
差不多同时，15岁的扬州姑娘朱晓琳，把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 想看书来
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是因为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电影。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这是根据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一位16岁的活泼女生安然，她喜欢穿一件大红衬衫，喜欢踢足球、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和不多废话的男孩来往。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尚未吹遍大江南北，保守凝滞之风尚存的年代，安然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班上乃至学校里的焦点。
安然最出格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将“干将莫邪”的“邪（yé）”念成（xié）的读音错误，从而受到这位老师的排斥和报复；二是在作文中如实记录了班长八面玲珑的虚伪——这样的率真，恐怕是当今的孩子也极难做到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984年真正刺痛人心的，是一个叫“高加林”的人。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参加了高考，但是名落孙山。正在高加林情绪低落消沉之时，一个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火热、纯真的爱情。巧珍的爱情一时填补了高加林的苦恼和空虚，修复了他受损的心灵。在爱情的力量的鼓舞下，巧珍勇敢地与高加林一起，同愚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一个偶然机会，再次改变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高加林“农转非”，当上记者之后，抛弃了深深爱着他的美丽善良的巧珍。
这是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上，刊登的一篇曾经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所叙述的故事。
1984年，由吴天明、路遥编剧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一时间，《人生》家喻户晓。《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大学校园、工厂农村，甚至于世界。
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渴望撕下农民身份标签的高加林，是一种思想或者道德的沦丧吗？”
“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吗”？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根源在哪里？”
“高加林该不该抛弃刘巧珍？”
更多延伸出去的命题，旋风般地在全社会、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
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电影中的主题歌，写的是爱情：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相反，“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求爱的信号不断。后来，她嫁给乒乓球冠军江嘉良。
其实，高加林的生活，就是路遥生活的部分写照，更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写照。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至今记得影片开头的一段字幕：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当时，这段话将一批年轻人深深地震撼，并激励着他们奋力前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惊奇地看到了这段话在自己身上应验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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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长的“裙子门”风波
９月，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成为新闻。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衣着，但那时国家干部在工作时间内，许多人还不敢穿得太随便。
吴文英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当时，穿一种色彩艳一点的礼服，都需要部长级的领导带头穿，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奔头。
20年后的2004年6月30日，全国妇联邀请80余位女部长学习“穿衣打扮”，中央外事办副主任明确指出：“我们98％的女部长都不知该如何打扮自己”。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女部长开始形象工程”甚至成了一些境外媒体的头条新闻。
7月3日，上海鄂尔多斯内衣有限公司公开宣布成立“部长内衣（着装）设计室”，打算免费为女部长们做形象顾问并为其量身订做服装。鄂尔多斯的行动经媒体披露后，迅速在业界激起波澜，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少数人甚至直指鄂尔多斯是“拉关系”乃至是“赤裸裸的行贿”。
笔者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女部长们有责任避嫌》，被全国媒体广为转载。其中写到：
人们对鄂尔多斯的指责，不乏敏感和偏激之处。企业要应对市场竞争，必须有敏锐的公关（包括政府公关）能力，不要说鄂尔多斯，就是像微软那样的公司，也曾在政府公关方面费尽心思，在北京市的政府采购中落单后，果断调整微软中国领导层，就任后的唐骏把修复政府关系作为首要任务，频频进行与政府官员大范围的沟通活动。作为一个服装企业，“９８％的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的现状，无疑是一次进行政府公关的绝妙商机，只要行得正就行，对公众的指责不妨姑妄听之；但作为女部长们，倒是更应该从公众的指责和担忧中提醒自己、果断避嫌。
在当下中国，不会穿衣打扮的，大有人在，何以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的消息一传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这当然与女部长身份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成为新闻也就罢了，何以马上就有企业发生兴趣，立志“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中国的女部长们的着装品位尽绵薄之力”，并非常有“效率”地成立专门的设计室，专门为女部长服务，这的确让公众感到这家企业非同寻常的市场公关能力。在企业一方，“扮靓女部长”的举动，公众可以理解为“锦上添花”，即使觉得公司在明显地“拉关系”，但多少也能够理解；而面对企业的种种“别有用心”，面对“部长内衣（着装）设计室”，女部长们会不会“欣欣然地接受”，女部长们如何回应企业的“盛情”，公众则更为关注。
现在鄂尔多斯的承诺很清楚，是免费为女部长们做形象顾问，为女部长们量身定制，并没说服装也免费。即便照价收费，女部长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也有责任避嫌。避嫌的核心，在于官员和企业各守各的游戏规则，将官员与企业正常接触的权利，与其有可能谋取私利加以分开，以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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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快餐厅：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前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绒线胡同来历不小，胡同内曾经有一所供八旗子弟读书的的地方：右翼宗学。右翼宗学设立之初是在西单的石虎胡同。那所房子在明朝时为常州会馆，后来是太师周延儒的故府，清朝之后是吴三桂之子额驸（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吴应熊不久“赐死”，此府成为右翼官房。雍正二年，右翼宗学在此设立了，乾隆二十一年左右，右翼宗学从这里迁往绒线胡同。曹雪芹少年时因父亲被控贪污，全家从南京迁往北京领罪。成年不久，曹雪芹又因生计所迫，曾到这所绒线胡同的右翼宗学做过短期的教习（也就是教员），但不久就因生性孤傲愤而辞职，回到了北京西山卧佛寺附近的正白旗，在那里写下了《红楼梦》。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中记录到：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王蓬说，当时的日营业额可以达到6000到7000元，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是一个销售奇迹。
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