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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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嗯…气冲冲，指着胡乔木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政治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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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鑫因有外事活动来晚了，最后一个发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健嗖欢喜寤埃导市纬闪硕灾苋裒蔚奈Чィ哉馕�###长更是“帽子”、“棒子”一块打来。
时间已尽�11点多，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
我列席政治局会议后，迟、谢及其爪牙的动作越来越大。他们批斗和提审的办法和蒯大富差不多，只是迟、谢们不打人，这一点比蒯大富高明。迟、谢们在审问的时候，总是别有用心地追问我为何要邓小平、胡耀邦转信，试图将两人诬为我的“后台”。
在清华开始批判时，只有我、惠、柳、吕四人。11月19日起开始对###长周荣鑫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后来就扣上“贰幕蟾锩陌浮薄ⅰ胺…教育革命的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等帽子，诬蔑“刘冰和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相对抗”。“四人帮”将清华的批判引向了教育界，且别有用心地推向了“反击右倾贰阜纭薄�
“四人帮”覆灭后仍不能平反
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一书中也对两封信这一段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是另一个视角。
刘：当时我不知道发生在小平同志身上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我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病了。1976年1月9日，我在医院里得知周总理逝世。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哀痛不已。我们在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之时，“四人帮”与迟、谢却一方面对周总理的治丧工作发出种种禁令，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另一方面，加紧运用宣传机构大讲“反击右倾贰阜纭保忝赖诵∑酵尽�
苏：接下来是4月5日的###。
刘：在健嗟热说牟僮菹拢褐诘牡磕罨疃欢ㄎ胺锤锩录保诵∑奖晃芪芎筇ā�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76年5月，我被专案组派往大兴团河农场“劳动改造”。在这里，何东昌和我被编到了一起。两天后，胡耀邦的儿子刘胡也被编到这里。为避免给何东昌、胡耀邦带来麻烦，我刻意与何东昌、刘胡保持距离。在饭堂遇见惠宪均、柳一安、吕方正，也不打招呼，只是相互注目示意。
劳动的同时，批斗会没有停止。这期间，又尽�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7月28日，发生了波及京津的唐山地震。8月下旬，我被派到清华大学校办的机械厂钳工车间劳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对前途感到迷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覆灭，迟群、谢静宜也未能逃脱法网。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宣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贰阜纾醣峭耆返模遣荒芊…案的。联络组后来更加具体地传达了市委的意见：聂元梓、蒯大富不能贰福涣醣⒑味荒芊…案。
苏：市委联络组的这个决定，让您一直拖到1978年11月才平反，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刘：“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传来时，我当时在工厂劳动，工人们特别高兴，特意跑到车间来向我祝贺，跟我说：“刘冰，这说明你是对的。你这个事情该解决了。”可是后来市委联络组来了清华，一宣布这个决定，他们就觉得奇怪了，说：“这不对呀！过去‘四人帮’在的时候，你是因为反对迟群、谢静宜被下放劳动的，现在‘四人帮’覆灭了，说明你们是对的，怎么你和何东昌还不能贰福吭趺椿购湍粼鳌⒇岽蟾坏韧鹄戳四兀俊�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5）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考虑过后，我的思想就很清楚了，这和一把手有很大关系。对华国锋这个人，我没有接触，不了解，但我知道他的资历，他是“三八式”干部，南下干部。那时候人们唱这么一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当时我想，他突然成了国务院总理、党的主席，兼了很多职务，马上就好像跟毛主席一样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叶帅，还有后来出来的小平同志都认为他年轻，能担当大任。老同志都相信他，我也就觉得应该可以。但是后来，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过火。他出去视察工作，海军很多舰队去欢印馕换飨揖途醯糜幸恍┕稹�
为什么我不能贰福恳蛭敲飨镜模倚睦锴宄Ｄ鞘焙蚧乖诩绦耍嫱菩小傲礁龇彩恰保飧銮榭鱿拢虑榫筒缓冒炝恕５牵易约阂仓勒飧鍪虑樽苡幸惶煲宄摹Ｎ揖醯梦颐欠从车那榭鍪钦娴模皇羌俚模也皇枪馕乙桓鋈耍颐撬母鋈艘黄鹦吹摹Ｊ凳虑笫锹铩Ｊ虑樽芑崴涫龅摹�
“###”见闻
苏：“###”前后，当时您有何见闻？
刘：当时我在医院养病，后来派到大兴劳动改造去了。再后来，我被派到校办的机械厂做钳工。天安门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当时还有一些学生也在厂子里面。清华是工科学校，厂子是清华自己的，有些学生在这里实习。我从他们嘴里也得到了一些消息。当然，还有熟悉的一些人，譬如从家里的人、邻居那里也能听到一些消息。
苏：他们都怎么说的？
刘：因为学校里不准悼念周总理，师生们到天安门去参加悼念活动都是冲破封锁出去的。4月3日晚上，有几位学生冲破迟、谢的严密封锁，步行到天安门，献上直径两尺的大白花，挽联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他们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怀念周总理，控诉迟、谢，引起了广场千万群众的共鸣。迟群后来把这几位大学生定为“反革命”，并在清华大学里大肆追查“反革命分子”、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清华大学机械系有一位党员教师，叫作白新桂，在“四五”前夕，每天默默地往返于天安门与清华园之间，他一个人每天清早出发，晚上回家，恕膊凰担ヌ彀裁藕屯蚯褐谝黄鸬磕钪茏芾怼Ｎ吮硎径缘舜蠼愕闹孕奈课剩刻於及烟彀裁殴愠∩纤衔詈玫氖食…写下来，分别整理，分次寄给邓大姐。1977年春节，邓大姐把这位教师接到中南海的家里，感谢他对周总理和自己的一片深情，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邓大姐还询问白新桂清华的情况怎么样？刘冰的情况怎么样？白新桂说：“他现在挺好。”当时刘达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尽管我还没平反，清华党委已尽一指戳俗橹叵担丫…不劳动了。白新桂回校后，专程来我家，转达了邓大姐对我的关心。我也很感谢邓大姐的关心。
支持我的两条线？
苏：您和胡耀邦、纪登奎等同志的关系似乎不错。
刘：是的。在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1＇一书中，吴德说，毛远新曾对倪志福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纪登奎实际上是支持我的，1975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坐在我的前排，胡耀邦和我坐在后排，会议开始前，纪登奎转过身来，和我握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但吴德并不是。我两次转信都同时给了吴德，希望能向吴德汇报情况。但他并没有接见我。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吴德说，他接到我的信后，他曾尽页佟⑿唬盟钦椅姨富啊Ｓ炙担偃夯厝ズ臀姨福惶妇吞副懒恕Ｔ趺刺副赖哪兀克凳且蛭偷强呐湍稀�
我和纪登奎在抗战期间，都是做青年工作的，解放初期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任许昌地委书记，我们互相之间来往较多，比较熟悉。纪南小名叫南南，她在清华学习，工农兵学员，礼拜天她常来看我。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6）
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健嗟热烁恪叭敕ⅰ保磁帧⑴住⑴吆竺牛飨懒恕Ｕ尉忠蠼飨呐鞠路ⅲ…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尽嫠吖滴蚁衷诠ぷ骱芾选Ｈ缓笥职殉佟⑿坏那榭鲆约白诺氖虑楦盗怂怠Ｋ担獾禄岽淼摹：罄矗钕饶钤诠裨赫倏艘桓龉赜诒本┦谐鞘薪ㄉ璧幕嵋椋偷强⑽獾隆⒍糯河蓝疾渭恿恕；嵋橹屑湫菹⒌氖焙颍偷强识糯河溃骸霸诤幽瞎ぷ鞯睦贤净褂兴…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对邓小平同志长久以来的崇敬和信任
苏：您和邓小平之前认识吗？
刘：我让小平同志转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我过去长时间以来对小平同志形成的一种崇敬和信任。
抗战期间，我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自己的领导非常优秀，那时我们常说：我们刘伯承师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军事家，蒋介石都承认的；在八路军三个师中，我们邓小平政委是最年轻的师政委。他那时候才36岁，威信很高。
第一次当面见到邓政委，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40年冬天，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不断转移，后来在太行山涉县境内一带的村庄住了下来。有极少数同志耐不住饥饿在群众未收完的田里挖土豆、萝卜吃，违反了群众纪律。
这一天，我们校政治部几位同志在屋子里开会，我们随营学校杜义德副校长领着邓政委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邓政委来看大家来了。”我们惊喜地立即起立向邓政委行军礼。“都站着干啥子！坐下嘛！”他大声说。我们都笑了，气氛立刻轻松。他说：“几个洋芋（土豆）、萝卜看起来不算啥子，其实是大问题噢！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噢！问题出在战士、学员身上，你们领导、你们政治部有责任噢！说明你们政治部平时政治教育工作没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见到他，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