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侦探-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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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大道，从那里又向左拐去，继续沿着丘吉尔大街走去，然后又左转，大宫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经抛在身后，我们直接向亚历山大三世桥走去，我们的步子始终没有懈怠，这个墨西哥人偶尔用费解的英语讲个我听不懂的故事，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失踪诗人和失踪杂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许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与那两个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区，那是一个真实或者想像出来的地方，被太阳晒得漂白了，湮没在过去，早已被遗忘，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在巴黎，显得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一个来自文明边缘的故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也是。我又说：难道你从未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建议他哪天还是听听，他们的表演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第二部荒野侦探（39）
8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说，小伙子们，梅斯卡尔酒喝光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逆转的事实，你们谁能下去给我买一瓶索查龙舌兰呢？其中一位，那个墨西哥人说：我去吧，阿马德奥，我拦住他说，稍等，这时他已经朝门口走去，你忘带钱了，朋友，他看着我说，你别管这个，阿马德奥，我们自有办法。真是不错的小伙子。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几句指点性的话：我告诉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后右转，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圣塔卡塔里纳广场，然后再左转，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转，继续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亚斯市场，到了那儿，在街的左侧，就会看到古尔热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诺五金店，你肯定会找得到，到了古尔热瑞瑟酒吧，你就说是我，作家阿马德奥打发来的，马上去吧。后来，等我看完几页资料后，另外那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浏览我的藏书。其实，我没有看见他，只是听到他在活动，他走上前抽出一本书，又放回去，我听到他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我看不见他。我又坐下来，把钱放回皮夹，双手颤抖着（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喝酒了），我浏览着发黄的旧稿。我低垂着脑袋，视线模糊，那个智利男孩在我的书房里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只听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声音，那个男孩多么渴望触摸一切，他的手指闪电般沿着我的大部头巨著的书脊掠过，就像肉体和皮革，皮肤和纸板发出的嗡嗡声，那是一种非常悦耳和诱人入睡的声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为忽然我闭上了眼睛（或许已经闭了会儿），我仿佛看见了圣？多明戈广场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尔拉街上的塞维拉纳咖啡店、皮诺苏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奥内罗街上的“我的办公室”小酒店，那儿男人们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许狗和女人入内，只有一个女人例外，惟一去过那里的女人，我看见那个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莱达街上，走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走到蒙内达街上，我看见她匆匆穿过索卡罗，快得好像担心跟情人会面晚了，或者要去城里的某个店铺做小工，这是一个衣着朴素但却漂亮的女人，头发乌黑，脊背笔直，她的腿并不很长，但像所有年轻女人的腿一样绝对优美，无论瘦削、肥胖还是外观——那双可爱、坚定有力的细腿，还有裹在鞋子里的双脚，那鞋子看不到脚踝或者脚踝露到最低，价廉但却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为快步行走而制，为会见什么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见任何人，也不是冲着什么工作去的。那么她打算上哪儿去呢？或者她压根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这样走着？这时那个女人已经穿过索卡罗，沿着蒙特皮耶达大街向塔库巴街走去，那儿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么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库巴街，开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现出来，她还在那儿，向阿拉米达走去，也许她在附近什么地方停下了，也许朝邮局走去，因为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书信，但她并没有走进邮局，而是穿过那条街走到阿拉米达街后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气，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步速没有改变，穿过花园，走到树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来，我能看见过去，墨西哥的过去，我看见了这个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女人的背影，我对她说：你这是去哪里啊，塞萨雷亚？你去哪里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

第二部荒野侦探（40）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8年1月。
　　对我来说，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我们都刚满二十岁。我们在塔尔莱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就搬进去住了。我给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她在阿图罗？贝拉诺母亲拿奖学金学习的那所学校作访问研究。其实就是阿图罗的母亲给我们介绍的。1977年也是我们去巴黎旅游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乌里塞斯的“用人房”里。我得说，乌里塞斯的情况并不好。那间屋子就像个垃圾场。只有我们，我和女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会略加收拾，但无论如何打扫和清洗，总有东西弄不掉。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乌里塞斯睡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方有些发亮，一道光从惟一的那扇窗户（蒙着厚厚的污垢）里照进来，在墙壁上弥漫开，天花板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我们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两个人都长了疥疮。真倒霉。惟一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人就是乌里塞斯。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我女朋友抱怨说。我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乌里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边嘴对着瓶子喝酒，一边挠着身子，这个情景说服我承认女朋友的判断没错。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有一阵子，因为疥疮的缘故我挺恨他的，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了，甚至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我们的房间没有淋浴设施，我们至少每天得用硫黄香皂洗一次身体，然后搽上点特用的润肤油萨纳丁。1977年，除了过得挺美好，我们还不断地拜访家里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去一次。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他没有淋浴器，却有一个巨大的猫脚浴盆，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三个人洗浴。问题是，阿图罗不是单独住，他跟另外七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欢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屋里洗澡。其实，到头来我们在那里没有洗过几回。1977年，阿图罗？贝拉诺在一家营地找到夜间看门人的工作。我还找过他一次。大伙管他叫长官，逗得他开心大笑。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们两个与本能现实主义决裂了。我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出一份杂志，一份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几乎没有发行渠道的杂志，我们写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现实主义。我们没有沽名约誉，我们没有败坏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们只说不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了。主要是我们工作太忙，还要设法过活。
　　玛丽？瓦特逊，萨瑟兰园，伦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马克斯去法国旅行。那时我在牛津读文学，靠一笔微薄的奖学金生活。休则靠失业救济金为生，我们不是恋人，只是朋友。其实，那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伦敦是因为各自都结束了一场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毫无准备。休被一个可怕的苏格兰女孩蹬了。我被大学里的一个男生抛弃了，这个男生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女孩，而我觉得自己还爱着他。
　　我们在巴黎花光了钱，但并不准备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车去了南方。快到奥尔良时，我们搭上了一辆露营车。司机是个德国人，名叫汉斯。他也跟妻子，一个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去南方。汉斯的头发很长，胡须乱蓬蓬的。他的样子很像金发的拉斯普金［1］拉斯普金（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被称为俄罗斯的“妖魔僧侣”。原是一名修士，学习过占卜和咒术，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后因行为*招致其他贵族不满被处死。［1］，他曾周游过世界。　。。

第二部荒野侦探（41）
没过多久，我们又载上来自莱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护士学校工作，往前走了几英里后又拉上伦敦人约翰，他跟休一样失业了。那是一辆很宽敞的休旅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的人。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汉斯喜欢成群结伙，喜欢结识他谈得来而且也喜欢给他讲故事的人。这么多陌生人在身边，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对汉斯言听计从，忙着照顾那个男孩。
　　我们快到卡尔卡索纳时，汉斯告诉我们他在胡西雍的一个小镇还有点生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我和休觉得这简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愿意。史蒂夫和约翰问是什么样的工作。汉斯说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里收葡萄。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后，我们就可以带着大笔钱上路了，因为打工期间食宿全免费。汉斯说完，我们全都赞同说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买卖，我们拐出主干道，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村庄四周全是葡萄园，越往前道路越崎岖，这里就像一片迷宫，我对休说，我害怕和排斥一个陌生环境的地方（原话不是这样）。比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约翰在一起那就糟了。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有朋友们陪伴。休就像一位大哥哥。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约翰和汉斯就不同了。约翰有点像僵尸，我不是很喜欢他，汉斯完全是残酷力量的象征，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莫妮可叔叔家时发现那个月还没任何活儿可干。汉斯把大伙集中在休旅车里说明这个情况时恐怕已经午夜了。他说，情况不好，但他提出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要分开，他说，我们去西班牙收橘子去。如果这次再成泡影，我们可以等待，不过西班牙什么都要更便宜些。我们说手里已经没钱了，几乎也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支撑一个月。我们顶多再能撑三天。汉斯告诉我们别为钱发愁。他说大家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来解决，直到我们都开始工作了为止。以什么为交换呢？约翰说，汉斯没有回答。有时他假装不会讲英语。对我们别的人来说，这真有点像天赐的好事。我们说非常赞同这个主意。这是8月初，我们谁也不想现在就回英国。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荡荡的房子里（镇上顶多有三十幢房子，据汉斯说，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向南行驶。还没到佩皮格南，又上来一个搭车人，一个巴黎来的微胖的金发女孩，叫艾瑞卡，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她决定加入我们一伙。那就是说，同去巴伦西亚摘一个月的橘子，然后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们一块收葡萄。她跟我们一样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德国人也只好付她钱。艾瑞卡合伙后，车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汉斯说他再也不会为任何搭便车的人停车了。
　　我们向南行驶了整整一天。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在路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奔波之后，我们最想干的大事就是洗个澡，吃顿热饭，睡上九十个钟头。只有汉斯一个人精力还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说话、讲故事，讲述发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车里最惨的位置莫过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汉斯，我们每个人轮流上那里去坐，轮到我的时候我们聊起了柏林，十九岁时我在那里住过一年。其实，我是惟一能讲点德语的乘客，汉斯乘机说起母语来。但我们没有谈什么德国文学，这是我觉得最来劲的话题，我们主要谈的是政治，这种话题到头来让我无精打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部荒野侦探（42）
我们穿过边境时史蒂夫跟我换了下位置，我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小乌多正在那儿睡觉，我在那儿继续听着汉斯滔滔不绝的谈话，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计划。我想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陌生人对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欢。
　　汉斯变得越来越疯狂，而且还是个十分差劲的司机。我们迷了好几次路，翻一座什么山花了好几个小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到把我们带向巴塞罗那的大道。我们终于上了大道时，汉斯坚持说我们去看看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