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侦探-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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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第二部荒野侦探（23）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 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1］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美学家，深入研究东西方文明、语言和诗，庞德受到他的理论影响，曾在《诗章》中使用汉字。［1］的怪人，聊了汉朝、隋朝的诗歌，聊了刘向、董仲舒、王丕、陶潜（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聊了唐朝、韩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泽东——换句话说，聊了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关于庞德的事儿，甚至连那位大师也不知道的事儿，因为他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过，庞德能够深入到那种谜一般的语言中，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广泛，我说得对吗？他对人性是何等坚信不疑，你说对吗？我们还谈了普罗旺斯的诗人们，那些普普通通的诗人，你知道，如安诺杰？丹尼尔、伯特兰？德？博恩、吉劳特？德？波尼尔、赫弗雷？鲁德尔、吉列姆？德？伯克达、马卡布鲁、伯纳特？德？本塔多恩、瑞玛特？德？瓦凯拉斯、库西的城堡主人、杰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我们谈了清新诗体流行时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挚友们，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西诺？达皮斯托亚、基多？卡瓦尔坎蒂、基多？基尼泽尔利、西科？安吉奥列里、加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鲍尔迪，但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那位大师，在英国时期的庞德，在巴黎时期的庞德，在拉帕罗时期的庞德，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时期的庞德，从意大利回来后的庞德，在死亡边缘的庞德……
后来怎么了？老一套。我们要求结账。他们坚持说我一分钱都不用掏，不过我毅然拒绝了。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在那个年龄维持生活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如果你还是个诗人的话，所以，我把钱放在桌上，那些钱足够付我们所有的消费了（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包括年轻的贝拉诺和他的八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们的名字，然后还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说一说，这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惟一离奇的事儿，他们拿起钱又还给我，我把钱放回桌上，他们又还给我，后来我说，孩子们，我跟学生们出去喝酒或者可乐（哈哈），我从不让他们付账，我动情地（我爱我的学生，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回馈这份感情的）发表了一番小小演说，可他们却说：想都不要想，先生，就这样：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译（如果我能够的话）这个含义丰富的句子时，观察着他们的脸，七个男孩和两个漂亮女孩，我想：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学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当时他们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善良，可我还是这么想。
第二部荒野侦探（24）
我把钱收回钱夹，他们中的一个人付完账，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夜色很美，完全没有了白日车辆和人群的挤撞，我们朝我住的宾馆方向走了会儿，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轻松就走了很远，我们前行（可是去哪里呢？）途中，有些孩子开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们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这伙人一点一点地稀少起来，期间我们还一个劲地聊着，我们聊啊聊，或许现在想来，可能没有聊那么多，我应该说我们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使劲思考什么的，身体已经在乞求休息了。忽然只剩我们五个人毫无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许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种庞德式的沉默中漫步，虽然这位大师是最不肯沉默的家伙，难道不是吗？他的语言就像某个部落的语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不断探究着，讲述着一切故事。然而它们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语言，被沉默一点点地消融掉，不是吗？后来，我觉得该睡觉休息了，我叫了一辆出租，然后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科默西奥大街，莫雷洛斯花园前，阿斯坎顿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是厄瓜多尔的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介绍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这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个审稿编辑。一年前，这个巴尔加斯？帕尔多劝我说出版社值得资助发行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可以发挥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论坛的作用。我听了他的劝诱，马上动手实施。他们给了我一个荣誉主任的头衔，巴尔加斯？帕尔多和他的若干羽翼自任为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的计划，至少他们向我兜售的计划是推介出版社的书籍。这是最主要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办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杂志，要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他们跟我提到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的闪耀明星。我从来都很谨慎，虽然还不能说是多疑，我告诉他们，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亚、莫特罗索，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莱尼塔？波尼亚托斯卡我将很高兴。他们说当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求着想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吧，让他们求吧，我说，那我们就好好干，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传出版社的产品。他们说，那肯定没问题。这个理念将会在每一页或者每隔几页中体现出来，用不了多久这份杂志也会赢利的。我说：先生们，我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你们了。在第一期杂志上，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根本没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的影子，但我们发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救了这一期，另外，还有一篇巴尔加斯？帕尔多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两篇从即将出版的长篇中选摘出来的片段，一篇巴尔加斯无人问津的同乡写的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歌，而且诗歌的量很大。评论部分，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的新书评介上，总体上很不错。记得看完这期杂志后，我跟巴尔加斯？帕尔多聊天时说：我觉得诗歌太多了，诗不好卖啊。我记得他回答说：你说的不好卖是什么意思呢，利桑德罗先生，他说，瞧瞧帕斯和他办的杂志。行了，巴尔加斯，我说，帕斯是帕斯，这有点奢侈，我们别人负担不起。我没有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帕斯的杂志了，我也不想纠正使用了“奢侈”这个词，我无意用它来描述诗歌事业，而是指帕斯那无聊的刊物。说到底，我认为发表诗歌不是个奢侈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不过，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巴尔加斯？帕尔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后又出了第四、五期。有时我听人说我们的杂志越来越具有攻击色彩。我想这全是巴尔加斯？帕尔多的错，他把杂志拿来当做攻击他初到墨西哥时对自己势利的人的武器，拿来当做解决旧账（有些作家如此虚荣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说真的，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一份杂志来说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会卖得不错，令我震惊称奇的是一份发表了这么多诗歌的杂志会卖得不错。有时我扪心自问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