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绝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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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即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通知：批准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这两个文件在党内刊物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要求全国各级党委、工会组织都必须学习，结合检查工作，肃清影响。这样，就把批判李立三在全总工作中的所谓严重错误扩大到全党和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使李立三再一次威信扫地。此后，李立三在政治上又一次“受到冷遇”。
当时，李立三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水不喝、饭不吃，只是闷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李莎见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并建议他向中央领导问个究竟。他向周恩来打电话，总理告诉他这是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决定。李立三是个老党员，深谙党的组织原则。他委屈地说，我身兼总工会和劳动部长两个实际工作职务，但是，80％的心思和精力是放在工会工作上的，20％才是劳动部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不知错在哪里。李莎劝慰他，事实是无可改变的，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大风大浪您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历史迟早会还您以本来面目的。李立三尽管思想上想不通，组织上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背负了这个委屈，正确地对待了这个事情。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上批示说：“李立三同志在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灰心，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和任劳任怨的坦荡胸怀。”
警惕“工团主义”
李立三不愧为一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工团主义”并不认为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服从，工作中处处警惕再犯所谓的“工团主义”错误。1965年，李立三带队在天津电子仪器厂搞“四清”运动。运动开始，工作组就运动中谁当运动小组长的问题，曾进行过一次讨论。
通常情况下，由行政单位的领导，即科、室的科长、主任担任；特殊情况是，行政单位的领导有问题，是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运动小组长即由运动的领导者指定。工作组讨论时，有的主张以行政单位划分运动小组，行政单位的原领导即为运动小组长；有的主张，打乱原来的行政科、室，运动小组由工作队指定。李立三提出第三个主张，可否由工会小组长担任运动小组长。他的理由是：农村“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城市“四清”依靠工人阶级。多数人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少数人没有表态。这时，李立三就特意点名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的意见如何？”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正在想，但尚未想好。”因此，会议对此未作结论。
会后，李立三又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你提议由工会小组长担任运动小组长，符合中央‘二十三’号文件精神，我担心的是，此事由你提出，会不会被误解，说你搞工团主义。”李立三听后，首先是他那习惯性地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讲得不无道理。工作中你能为我着想，及时提醒，我很感激。是的，我应注意工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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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劝李立三到下面考察、学习
在全总被罢官之后，李立三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部的工作中去。
他带着劳动部的干部去华东、华中、西北三大区，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际调查。回来后，他在北京召开上述三大区的劳动工资处长会议；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资调整问题的文件，为全国企业职工工资调整做了积极的准备。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劳动部工作的时候，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国家建设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李立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依选举法程序，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但是，李立三的名字却被从部长提名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免去了他劳动部部长的职务。正如常言所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对李立三来说，这次“罢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从此“赋闲”的事实。看着苦闷的李立三，李莎为他心痛，但她劝慰道：“您离开中国15年，这15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国情和党的事情，您并不十分了解。倒不如借此机会，下到各地去考察考察，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李立三一听，顿时眼前开朗：“对呀，从苏联回国，就一头扎进了工作。这正是我学习的机会啊！”他亲吻了一下李莎，说：“知我者，丽扎也！”于是，他向周恩来总理打了个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他去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休假、考察、学习。各地领导同志仍然热情接待他，这使他十分感动。借此机会，他也顺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离开家乡30多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职时没有回过故乡，却在被罢官后还乡，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他谨言慎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谁都知道，他的老家离当年他投身革命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安源仅一步之遥，但他就是告诫自己决不踏进安源一步。他只是请了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来叙旧。
事后，他对李莎和身边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下去，了解了许多情况，也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30年后党中央为李立三平反（1）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也是无情的。
李立三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纠正。特别是在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悼词中指出：“李立三在领导全国总工会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工运方针。”给李立三平反昭雪之后，1981年3月3日，全国总工会党组向党中央报送了《对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李立三同志的问题复查如下：
一、关于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问题。经查证：李立三同志对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党的公私兼顾的观点是明确的。
……我们认为李立三同志关于在国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方针，首先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生产是为国家增加财富，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指出发展生产是党支部、行政、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又反复阐明公私利益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矛盾不应忽视，而要坚持用兼顾的方针和协调的形式积极地给予解决。
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期间，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动员与组织各级工会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开展献纳器材、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运动，支援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评选表扬大批劳动模范等。批判立三同志不重视生产，只重视分配，代表落后工人等，都属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立三同志关心广大职工的疾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为广大工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如：制定劳动保险条例、举办疗养事业、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等。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对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自觉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说他犯了狭隘经济主义错误（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是没有根据的强加给的罪名。
二、关于工会和党的关系犯了严重工团主义错误的问题。
经查证：无论立三同志的言论和行动，都不存在反对党的领导，不存在工会高于一切，不存在工会代替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三、关于立三同志的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的错误问题。
经查证：从他主持全总几年工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在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运方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把全国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工会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这都是应当肯定的。……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他既能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又能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绝不推卸责任，这些好的作风和政治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综合以上情况，《结论》和《决议》认定立三同志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错误，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均应推倒。1951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和《决议》都应撤销。恢复李立三同志的名誉。因为立三同志的所谓错误而受株连的同志，亦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我们考虑到自从批判立三同志之后，在广大工会干部的思想上普遍产生了怕犯“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使解放初期生动活泼的工会工作遭到极大挫折。至今，工会干部包袱很重，心有余悸。党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工会长期犯路线错误的印象。这有碍发挥工会组织的正常作用。因此建议中央能将此复查结论批发全党，澄清是非，拨乱反正，有助于今后工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会应有的独立作用，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身居党中央领导岗位的胡耀邦等同志对全总党组的报告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作了批示：同意；并向全国下发了这个《复查结论》。
据了解，在全总党组作出为李立三及受株连者平反昭雪的决定以后，各地工会组织以认真的态度纷纷为因受李立三株连遭到错误处理、迫害、打击的工会工作者、劳动模范、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平反，恢复名誉。这不仅为受冤者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更重要的是分清了路线是非，明辨了工运方向，摘掉了长期压在工会组织头上的“工团主义”、“福利主义”两顶帽子，十分有利于工会组织及工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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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党中央为李立三平反（2）
至此，一场不白之冤终于得以昭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亲自将中央经胡耀邦批示同意下发的红头文件送达李莎家中。并且说：“李立三是我们工会工作者的老前辈，他的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继承他的老传统。”李莎说：“从这件事情，我再次感到中国党的英明、伟大，她能修正自身的错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心里很是欣慰。对此，立三的在天之灵，也会得以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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