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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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谢拉的主要敌人是约卡·克福里；为《花花公子》采访贝利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泄露和耐克公司签约的人。由于有这些独家新闻；约卡成为巴西最具影响的体育记者。他也非常多产：在《兰斯报》有日记专栏；工作日内在国家广播电台还有足球评论；周末则是电视足球节目。最能使他鹤立鸡群的是他本质上是个老练的记者。就好像“每天赛事”节目里的保罗·福特在广播五台现场评论；又好像是他在《太阳报》有了足球专栏。
我去圣保罗见约卡谈关于国会调查的事。在他将要搭乘当晚8点飞机以前；我在巴西国家电台的演播室见到了他。我们进入隔音室并关上了门。约卡很高；文质彬彬；前额很宽；黑发向后梳着；在灯下闪着光泽。当他说话时；他神情专注；身体前倾；头微点。“巴西处在变革中；”他开始说道；“我们在最近；1985年才成为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最后一件需要改变的是足球架构。那是反动的；腐败的；深深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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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卡与巴西足球奠基的对抗使他成为国家特别人物。他的名声已经跨出国门。当1998年世界杯时；他的记者通行证被拒；他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国际足联妥协以后；他收到消息说是特谢拉将派他的儿子——空手道黑带——去揍他。我告诉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国家最著名的体育记者如此反对国家足球管理部门。“总要有人去做；”他回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
如果约卡的反击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特谢拉；不论腐败与否；领导巴西国家队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最好成绩。巴西是1994年世界杯冠军；1998年是亚军。只在1958年和1962年巴西队才连获冠军。特谢拉不应该为此获得表扬吗？
“1994年的胜利不同于其他；”约卡回应道；“巴西赢是因为罗伯特·巴乔射失了点球。你也不要忘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荷兰时；哥斯达黎加裁判的＇引起争议的＇表现。”约卡相信巴西队赢球和足协寡头们无关。“当国家队在特谢拉领导下开始比赛；他们已经以0∶1落后了。”
约卡补充道；好成绩不管怎么说使得巴西足协易于摆脱那些对他们不当行为的指责。“在巴西仍然有这样的认识：‘偷东西没关系；只要你没被发现。’在足球界这被引申出了深远的后果。只要胜利一切好说。我总是讲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球员；但作为补偿给了我们最差的管理者。”
我问他对国会介入调查怎么看。我暗示这很荒唐。为了毫无目的的民主；问罗纳尔多谁盯齐达内有什么好处？他坚决不同意。他相信必须把国会审查委员会看做巴西民主化缓慢进程的一部分。“在最终结果之外；”他争辩道；“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把寡头们弄来询问；这就是为公民服务。那些人从没接受过类似询问。这里严重缺乏法律。”
我坐着听完了约卡的广播节目。非常不错。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广播员；但是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书本知识弥补了某种程度上嗓音的不足。那个晚上；贝利正在罗马出席国际足联的一个会议；被授予“世纪球员”的荣誉。约卡拨通了贝利的手机；并和他现场交流。两个人惺惺相惜。
贝利说道：“那么约卡；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写传记？”
约卡自然而然地回答：“当贝利有时间的时候。”
自从那次为《花花公子》的采访后；贝利和约卡就成了铁杆联盟。贝利和特谢拉关系很糟。他的体育市场公司就要关门歇业了。贝利和特谢拉之间的不和在他1995年成为特别体育大使后激化了。为了改革足球相关立法；贝利向维护特谢拉利益的团体开刀。贝利成了足球“现代化”的旗手——而约卡是他最明确的传声筒和密友。
2001年2月约卡又获得了一条独家新闻。好像平地一声雷；贝利和特谢拉将要和解。巴西足球界最高层的不和终于结束了。
刚开始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我打电话给阿尔多。他很生气。他相信这是为了保全双方的颜面而达成的幕后交易；因为贝利的商业伙伴埃利奥·维亚纳也在被就耐克一事接受国会审查委员会的调查。不仅是阿尔多生气；新闻界也认为不可原谅。他们开始严厉指责原来巴西遥不可及的英雄。“贝利和特谢拉的联盟就好像给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奋斗的人背后捅了一刀……贝利使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他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若泽·特拉杰诺写道；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兰斯报》体育记者。
特谢拉和贝利：和解
我再次去拜访约卡。他显然很吃惊。他告诉我“球王”已经成了普通人。“这是可怕的背叛。太令人惊讶了。八年来贝利都是反腐败阵营的重要人物。当我们举步维艰之时；他给了我们帮助。”
我问约卡他和贝利是否还是朋友。“我们的私交已经疏远了；我告诉他因为这个原因我将不会为他写传记。我怎么写这一节？”
我同情约卡和那些搞足球“现代化”的人士；但是我开始怀疑他们列举的所有罪状。如果腐败如此之广；我问他又为什么这么难获得证据？“这是典型的民主程序；缓慢；”他回答；“这也是典型的巴西式公正；事情办起来更慢。但是当你阅读国会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会很奇怪这些人一个也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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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在经历了237小时的59场独立听证会和询问了125名证人以后；阿尔多有关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所签合同的调查结束了。没有办法把脏水泼向原来的罪人；耐克公司；焦点集中在那些寡头们身上；主要是足协的官员。阿尔多或许浪费时间问了罗纳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一些愚蠢问题；但是低姿态的调查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长达686页的报告列举了33人被认为犯了罪。特谢拉被指控犯有13项罪行；包括投资失策；逃税；封锁消息；提供假证；虚报应缴税额；还有挪用足协公款。贝利的商业伙伴被指控5项罪行。
至于引发这次调查的是否是耐克公司强制罗纳尔多上场；报告用另一种方式文过饰非。真实的丑闻是特谢拉为了钱而与耐克公司签约。这可能是和国家队签订的最大合同；但是看过账目的会计说巴西足协经营不善；如果他们是一个企业将被宣布破产。
从1997年到2000年；巴西足协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但没有还清债务。不管怎么说特谢拉从中得到很多。他和他的部下们工资涨幅超过300％。同时；用于足球的支出从总数目的55％减少到37％。
报告揭露了特谢拉如何利用足协发自己的财。他把自己农场的牛奶卖给足协；并在他开的餐馆和夜总会召开足协会议。报告还揭露了巴西足协如何不知羞耻地买卖权力和影响。比如1998年；巴西足协全额报销5名高级法官去观看世界杯赛的费用。但可能最引起怀疑的就是旅游预算了。2000年；巴西足协为旅游花了1600万美元——足够买1663张从里约去澳大利亚的头等机票。他们为谁买单？
我仔细地读了文件；找到了很多付账疑点。比如2000年；巴西足协为做一则广告付给巴西利亚一家报社10万英镑。广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两周后；报纸出了对特谢拉的独家采访。
几周后我再一次见到了阿尔多。他在里约的超级战争学校就“巴西共和国的行政和集权”作演讲。我们在光荣酒店共用晚餐；那是一家上世纪20年代的市中心的老房子。我要了蔬菜。可上来的菜却是在厚厚的一层蘑菇下有两块鸡肉。
我问阿尔多对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结果是否满意。我认为就最初目的而言那是失败的；本意旨在发现和耐克公司签约时的滥用权力。打偏了。“报告很好；”阿尔多认为；“腐败就像是皮外伤。显而易见；但那不是根本问题。”
他说当特谢拉管理足协时；世界开始全球化。“他待在那个位子上本该维护巴西足球；但他没有照看好。他用足球满足自己。和耐克公司的合同就是事情走向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吃饭过程中；阿尔多告诉我他很高兴调查结束了。他筋疲力尽。我问他那是否会改变足球界现在的状态。他看上去不抱希望。“足球界永远不会有民主。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国家加强监督。”巴西足协是私人组织；所以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尽管他们负责的东西比如国家队是公共的。阿尔多希望立法强制足协更加透明。“除了＇足协＇的三巨头；没人知道哪怕一点点所发生的事。”
他再一次强调腐败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意大利更腐败；”他说道。“这里的问题是没有组织并缺少对处理赢利的一贯性操作。在诸多方面巴西可能不是第一世界；但在足球方面是的。我们拥有俱乐部；传统；资源。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球星都流向欧洲？没道理的。”虽然他试图保持乐观；但我感受到了阿尔多的挫折感和伤感。
在美洲杯输给洪都拉斯以后；巴西队继续走霉运。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在布宜诺斯埃利斯1∶2输给阿根廷；然后又在拉巴斯1∶3输给###。直到最后一场3∶0战胜委内瑞拉；巴西队才出线；这样才保持了惟一一个参加所有世界杯国家的纪录。
对于巴西队的糟糕战绩；有很多精神方面的调查。有人说巴西人因为缺乏教育；所以没有战术素养。还有人说因为大量的比赛使得球员为国家踢球的荣誉感淡化了。《圣保罗论坛报》历数了国际足联组织的；世界上主要球队参加的；自1994年世界杯到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结束之间的比赛。巴西队参加得最多；共138场；阿根廷99场；法国96场；英格兰8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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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巴西队消极比赛。据前国脚托斯陶所言；巴西的球员现在犯规最多。2000年的一次甲级联赛；犯规超过100次。（英超的平均数为30次左右）。托斯陶说这意味着巴西被甩在了后面；而其他国家在战术和训练方法方面进步了；对于球员的情绪控制也是这样。费尔南多·卡拉桑斯；另外一个共产党议员；走得更远。他写道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犯规；是因为巴西足球没有领导。议会里的争吵和暴力反映在了球场上。
如果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足球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危机。任何解决方法都应该包括完整地消除寡头统治。管理俱乐部的业余法则必须职业化。必须有好的国内联赛。巴西足协需要一个新的、专业的领导层。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最好的——也许惟一的——途径就是国会审查委员会。
阿尔多的调查委员会由25名联邦议员组成。包括埃乌里克·米兰达；达伽马的主席。他对于既是调查者；又在被调查；并不觉得矛盾。实际上；埃乌里克不是惟一来自足球界；并参加该委员会的议员。还有若泽·门多萨；桑塔克鲁斯的主席；路易卡尼奥·比瓦尔；体育队的主席；马科斯·罗塞曼；帕拉纳俱乐部的管理者；内洛·罗多尔夫；帕梅拉斯的管理者；达西吉奥·佩隆迪；南格兰得河俱乐部主席的兄弟；奥林匹奥·皮雷斯；伊塔比拉俱乐部的前主席；若泽·罗查；维多利亚俱乐部的前主席。这些人——以“足球派”而闻名——集体合作妨碍阿尔多的询问。他们成功了。
按常规；最后一天所有委员会成员投票来通过调查的最终报告。阿尔多意识到足球派设法劝说“中立”议员投票反对。所以他结束了会议——认为不投票比输掉好（这是正常的政治计谋）。当他这样做时；足球派的叫声响彻大厅：“这是独裁！”埃乌里克站了起来；向他的派别寻求同情并哄笑道：“他们在使用游击战术——这个我早就清楚！”埃乌里克接着抛出他自己的“替代”报告；那为巴西足协进行了澄清（请注意埃乌里克和达西西奥；都收了巴西足协的好处。他们对改变现状没有兴趣）。
在阿尔多调查的最后日子里；特谢拉在巴西利亚；待在巴西足协的“官方驻地”——一幢位于高尚住宅区的装修简单的房子；被誉为“足球使馆”；流传着讨好大赛事官员的传奇。巴西足协疯狂地游说国会议员投票反对报告通过。特谢拉还和巴西队教练斯科拉里一起开新闻发布会；希望击败对他不利的证词。
国会审查委员会并没有诉讼的权力。他们只是给公诉人的调查提供建议。阿尔多发出了他的报告。公诉人办公室说将把报告和其他起诉特谢拉的材料放在一起。由于阿尔多没能使报告在国会调查委员会获得通过；依照法律检查官不可以引用上述材料。特谢拉逃脱了法网。八个月的调查；堆积如山的起诉……都是白忙。
但是对于巴西足协的统治来说情况并不妙。渐渐地；国家宪法开始针对他们。环球电视——当地主要报道足球的电视台——列举材料拿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