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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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传真图谋勒索。
米纳斯吉纳斯的足协主席；埃尔梅·基莱梅·费雷拉因裙带关系问题受到询问。他回答道；他“尽量使用他所信任的人”。米纳斯吉纳斯的足协被揭露出雇佣了27名埃尔梅的亲戚；包括他的兄弟、堂兄弟、侄子、叔叔和他的父亲。
在议会；阿尔多撒出了一张更大的网；不仅只是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的合同；而是开始了更广泛的足球商业化的调查。他的国会调查实际上也变成了像足球一样的不可接触。一个代表团飞赴欧洲调查低龄球员的转会和假护照事件。他们带回了16岁的法比奥·法里亚·多斯·桑托斯；他给出了感人的证据。他说他被一个代理人带去比利时；并保证他得到假护照；在两星期内和球队签约。他后来被代理人抛弃了；做了8个月的黑户；只是因为他有幸遇到一个巴西家庭伸出援手；才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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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8）
阿尔多也在行动。在马拉尼昂；北方的一个贫穷的州；他下令逮捕了州足协的副主席；罪名是在他家里发现了大量的伪造出生证明。在巴西更改年龄很普遍；因为年轻球员可以卖个好价钱。虚报年龄的球员被称为“加托”——猫的意思。阿尔多发现了一只“超级猫”——罗塞尼尔顿·托雷斯；在他去比利时的文件上；他比实际年龄小了7岁。阿尔多形容马拉尼昂是一家“猫工厂”；因为在这里更改年龄是如此的容易；又如此频繁。一个袖珍俱乐部；阿美利卡诺；在5年内卖出了几百名球员。阿美利卡诺甚至不参加州联赛；声称他们没有资金。
浮现出来的巴西足球全貌就是；那是一个广泛的、不正常的为牟取私利买卖球员的市场。现代奴隶制——草草签约许以那些少年“好处”；然后通过把他们卖给一个出价高的买家赚钱。一部分寡头们和代理人非常富裕；而大部分俱乐部陷入赤贫状态；大部分球员穷困潦倒；“优美的运动”被摆上了手术台。
（我称其为“奴隶制”是有原因的。一次在弗罗里亚诺波利斯；我见到了维多马尔·波尔图；他曾是阿瓦伊俱乐部的值夜人；45岁；因为欠薪；而把老板告上法庭。法庭要求俱乐部支付工资。可是俱乐部破产了。他们惟一的流动资金就是他们的前锋；克劳迪奥米尔。所以法官判克劳迪奥米尔为维多马尔的财产。
但是一个值夜人要一个前锋有什么用？他要的是钱。所以他决定把前锋卖给另一家俱乐部。“我给克劳迪奥米尔打电话；”维多马尔对我说；“他很乐意接受。他知道我对他并无恶意。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他们两个由维多马尔的律师瓦尔德马尔·胡斯提尼奥陪同；开往海岸；把克劳迪奥米尔卖给了竞争对手霍因维略俱乐部。）
对足球基础设施、教育和发展的投资很少。也有些特例。在萨尔瓦多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了一次性的课程；就是给维多利亚青年队上“公民课”。合伙人鲁伊·帕文说；我们传授给球员们劳动者权利的知识；还有关于肤色和性别歧视的案例。“大部分球员是黑人；他们很贫穷；无人保护；也没有什么准备。”他补充说那些小球员挺喜欢上课；但更乐于接受具有实质意义的建议。“他们缺少这方面教育；以至于都不知道如何洗澡。”
好几家欧洲俱乐部都和巴西有联系。联系最多的是国际米兰；它在8个州建有足球训练中心。他们还向5600名9至13岁的少年提供运动器具和教师。孩子们加入这些中心；如果他们表现出任何天赋；就将进入巴西的俱乐部；在他们成年以后国际米兰有优先签约权。这是慈善事业；但不能阻止优秀球员流向海外。
在马塞奥我采访了一家俱乐部；他们努力把足球变为一项出口商品。阿拉格阿尼奥州的科林蒂安俱乐部成立于1991年。四年以后该队首次在州乙级联赛中亮相；那是规模很小的赛事。他们在第一年就晋级了；不过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他们的主席若昂·费若解释道他的球员好像小螃蟹——他要在乙级联赛中把他们喂肥；好在出售他们时获得最大利润。而在甲级联赛中；费用太高了。
在1997年再次获得乙级联赛冠军以后；科林蒂安不可以再次拒绝晋级的命运；在1998年开始打甲级联赛。我来到他们位于海岸边一幢大楼里的办公室。大楼看上去更像保险经纪人的办公室；而不像足球俱乐部。接待室里有一张黄色沙发；后面有泳池；多彩的现代艺术品悬挂在墙上。俱乐部没有球迷；也没有奖杯头衔；但它是当地最富的。
我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从而得知该俱乐部的主要目标就是“发现球员并把他们输送给巴西和世界足坛”。有一份已引荐的15名球员的名单——其中5个在葡萄牙踢球；2个在日本；意大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各1个。对于一个成立还不到十年的球队来说成绩相当不错。马塞奥作为足球后备基地也算是名副其实。
球队的经理费尔南多·阿基阿尔把我带上了楼。我们通过了一间摆满奖杯的屋子。他把我带进了市场部。在后面好像有一间密室；里面有专业的视听设备。我被告知该队的每一名球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精彩录像”；记载了他们最光辉的表现。每部录像都有两种语言——葡萄牙语和英语。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9）
费尔南多告诉我巴西球员价格的涨跌是根据国家队的表现。“国外的俱乐部认为最好的巴西球员都为国家队服务；”他说道；“所以如果最好的球员踢得不好；他们就认为其他人就更差了。”在1994年世界杯后；价格大涨。而现在随着巴西国家队陷入危机；科林蒂安的生意也进入低潮。
该俱乐部主席若昂·费若的一则逸闻展示了他们是多么的商业化。一次他的一个老同学遇见他并对他说：“若昂；我们那里有一个小伙子很好；他踢大赛事的——你应该去看看他。”
若昂·费若立即在他的手提电脑上输入该球员的名字。几秒钟后他说：“不。他不怎么样。我这里有全州最好年轻球员的名单；他不在其中。”
在殖民时代；巴西农村的架构是大庄园；在那里实行单一种植经济——比如蔗糖、可可或是咖啡。大庄园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并由当地的寡头控制。
虽然后来有一些变动打破大地产制；丰富种植产品；但在贫穷的州里；大庄园制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1999年我第一次去阿拉格阿斯州的时候；我走访了一个有曼哈顿四倍大的蔗糖种植园。那里有1万人口；好像一张来自失落世界的贺卡；又好像是有着上世纪20年代英国火车头的蒸汽机车。绝大部分庄园居民手工收割甘蔗；每周挣10英镑。虽说不是奴隶制；但也差不多了。
有关足球商业化的研究使我想起了大庄园制。巴西是世界上出口蔗糖、咖啡和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我开始觉得整个国家就像一块大地产；而农产品就是“足球”。整个国家就是巴西足协大门
足球运动单一文化。足球折射出了旧的等级制。寡头的权力是建立在最底层之上的。
巴西足协的办公室在鲁阿·达·阿尔方德加；里约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大门看上去好像大楼的后门；是金属栅栏门；门后坐着一个坏脾气的人；可能是门房。他小房间里天花板上的新式马灯照亮了屋子。那里没有欢迎标语；也没有装饰板。惟一能告诉你是身处世界上最具荣誉的球队的总部的是大门上的三个徽章和一块破旧的擦鞋垫。入口处实在太没特点了；实际上当斯科拉里当上国家队教练后第一次来此时；他找不到路；还要新闻记者帮忙。
为了我的研究；我首先去了巴西足协的图书馆。我来到门前；守门人正在大声说话。我等了几分钟；因为他正在用电话和朋友聊天；根本没空搭理我。然后他告诉我上楼去。我乘电梯上了三楼。绿门后面的中型房间看上去像一个二手书市场。靠墙一排的书架上胡乱地堆积着书籍和文件。角落里坐着管理员；穿灰制服；打棕色领带；戴着一副系绳的眼镜。
他冲我看了看；指向一张桌子；那上面是书；纸；一小盆丁香；文件夹；一份食物和一包猪肉松。
“坐那看吧。”他喊道；好像他是狱卒；我是新来的囚犯。
我看到墙上一则告示：“如果可能；请不要吸烟。”如果可能？
图书馆没什么帮助。书籍目录毫无章法。而且也很难集中精力；因为管理员把广播音量调到最大。
我很奇怪巴西足协和耐克公司签约的钱到哪去了；显然没有用于改善办公室办公环境；也没有用于提高人员素质。如果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巴西足协运转——至少表面上——是非常糟糕的话；第一天我就找到了证据。
在巴西；足协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不值得信任；没有竞争力；腐败。1983年12月19日晚上9时；最倒霉的时候到来了。两个人进入了足协的办公室。他们把守门人绑了起来；并堵上他的嘴；再蒙上他的眼睛；接着乘电梯到了九楼——那里保存着雷米特杯。
在1970年；巴西队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后；此金杯被送给巴西永久保存。为了保证金杯的安全；巴西足协做了一个复制品并用防弹玻璃保护奖杯。巴西足协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把复制品藏在橱柜里；防弹玻璃做的保护箱嵌在墙里——这意味着一般的贼只要有铁棍就能从背后撬开它。抢劫持续了20分钟；从此雷米特杯再也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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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0）
（四个人最终因参与此事而被审判；不过详细经过仍然不清楚。据报这个用公斤黄金做的奖杯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熔成了金条。）
巴西足协不受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组织像样的全国联赛。1989年；新上任的主席保证他将使足球走上正轨。那时42岁的里卡多·特谢拉是一个从未涉足过足球领域的财经人士。不过他有完美的家庭背景。他和阿维兰热的独生女结婚了。
阿维兰热是巴西体育奠基的精神偶像。作为前运动员——他两次获得奥运冠军；1936年是游泳；1952年是水球——他献身足球四十余年。在1958年至1974年；他是巴西足协前身的主席。也是在1974年他成为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1998年。阿维兰热仍然是个具有影响的人物；是你见过的精神最矍铄的84岁老人。
与其说巴西是联邦国家；不如说是惟一的足球联邦国家。这是州一级组织比赛的结果。每个州都有一个足协；共同选举巴西足协的主席。这个体制分散了权力；因为所有州都有同样的选举权；即使如此；比如说圣保罗州比罗拉马州要出名一百倍。特谢拉是在买通一些贫困州的足协后当选的。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他沿袭了他岳父的裙带作风；任命他的一个化学家叔叔；和他的一个堂兄弟担当足协的重要职务。
不久特谢拉就成了一个被广泛看不起的人物。1993年；贝利给反对特谢拉的派别打气。在接受巴西版《花花公子》采访的时候；贝利指责足协腐败。
阿维兰热为此进行了报复；没有邀请贝利参加1994年世界杯开幕式——这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小气的、独裁的行为。
这种证明特谢拉不受欢迎的事件在巴西队获得1994年世界杯后再次发生了。当队伍从美国返回时；飞机上载有15吨的行李；主要是球员和巴西足协随员购买的电器产品。特谢拉要求里约机场海关免检通关；这样也就不用交税了。他争辩说许多球迷在等着迎接球队；如果延迟原计划的欢迎仪式将有安全问题。他几次向海关官员施压；并鼓励球员们也这样做；说是球员们如不能直接通关就会扔掉自己的奖牌并拒绝参加游行。直到巴西利亚政府介入事情才得以解决；行李可以免检通关。由于民众抗议；巴西足协事后列出一张已交税清单；竟然清单上的货物只有1吨重——其他14吨都没有计算在内。
1996年；特谢拉与耐克公司签署了合同。这也许对巴西足球有好处；然而特谢拉拒绝公开协议引起了许多猜疑。当保证每年平均5场“耐克友谊赛”的条款公之于众时；怀疑得到了证实。
在国会审查委员会调查几周之后；特谢拉告诉新闻界他已经修改了相关条款。他承认他犯了错误；因为他忘了如果巴西队没有获得1998年世界杯；以后打外围赛将排满日程。而在1996年签约时；巴西队作为上届冠军直接进入决赛圈。
特谢拉重新签约；把“耐克友谊赛”降到每年两次。他提前7个月做了此事；但为了保持巴西足协不透明的政策；他没有公诸于众。为什么如此神秘？
特谢拉的主要敌人是约卡·克福里；为《花花公子》采访贝利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泄露和耐克公司签约的人。由于有这些独家新闻；约卡成为巴西最具影响的体育记者。他也非常多产：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