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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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恚谝痪�16篇释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放》、《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朋》、《释五十》、《释南》、《释蚀》、《释岁》等；第二卷为《释干支》一篇释文，再加上《附录》与《后记》。郭沫若希望，通过对这些甲骨文的考释，对“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有一个了解。对这些考释，学术界称其：“不落窠臼，不受束缚，多有创获”。如：第一篇《释祖妣》，揭示古代生殖崇拜和群婚制的演变。《释臣宰》，论证了殷周社会的奴隶身份。《释五十》，论证了数的起源和殷人记数的原则。释为数生于手，拇指为一，食指为二，一拳为五，一掌为十。并辅以罗马数字来进行比较、论证，纠正了罗振玉释五十为十五、六十为十六的讹传。《释岁》论证了岁和岁星的问题。第二卷的《释干支》，是新释干支定义及对天文历法的论证。 郭沫若自己称此书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关系是“辅车唇齿”。1928年秋，郭沫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找到罗振玉编撰的《殷虚书契前编》，看到那些没有人考释的一些拓片，遂萌生“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愿望，由此“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在这个探索打开“秘密”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走错路，弯路。40年代，郭沫若对自己在甲骨卜辞研究中的失误批判非常深刻，并反思说：甲骨卜辞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问，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但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却又不追踪它的研究渊源，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正是基于一个历史学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推翻并纠正了他所发现的以前许多错误考释论证观点。1932年夏秋之际，郭沫若逐渐发现流落日本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计有三千多片。他决心“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次年春，《卜辞通纂》著录完成。正编收800片，《别录》之一收42片，《别录》之二收87片。正编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别录》资料来源于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和何叙甫拓墨、流于日本的甲骨精品等，其中有不少是“未经著录”的。同年5月，此书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根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当即震动海内外史坛，更是成为从事甲骨研究的学者的“须臾不离座左右的必备参考书”。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郭沫若小传（6）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金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本着“治殷周古文，其目的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的宗旨，花了三年心血，破读金文，是其对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殷末周代之古文”；下卷为“春秋时代文献”，还有两篇关于文物制度的论文。全书共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记》。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于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大胆推理、合乎逻辑地进行破译，成效卓著。郭沫若这本书，除了综述性研究论文外，大多都是以韵读方式考证铭文的释文。其中《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读名篇。之后，郭沫若又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建立起两周金文的系统研究体系。在研读金文的过程中，郭沫若面对那些年代不清、国别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迹，“……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项让它们各就各位的艰巨任务。它的诞生，结束了两周八百年彝铭混沌不清的历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其后郭沫若还著有《金文余释》、《金文丛考》。1934年，郭沫若又对《大系》进行了增订，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辑录了大体与铭文相应的图像参考资料。由此又诞生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器物的种类、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还以钟、鼎为例，论述了器物的演变和规律。郭沫若大略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滥觞期，大抵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郭沫若所创立以青铜器为标准断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推动后来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1935年到回国期间，郭沫若从研究经、史、出土文物上转移视线，开始关注学术论坛。为此，他写了一系列驳论文章与同仁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如《老聃、关尹、环渊》、《周易的构成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屈原时代》、《读〈实庵字说〉》、《再谈官票宝钞》、《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这些文章，不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也是对其史学研究著作的进一步补充。此外，郭沫若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题”，书中收录他从1935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六篇历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郭沫若在此书的序中声称：“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其实，他在1923年就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剜雏》和《函谷关》。郭沫若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任务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他的这一喜好，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别妻子和四儿一女，回到战火中的祖国。8月1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全民抗战运动中，并从此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笔作武器，领导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活跃在抗日战线上。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也使他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勉励国统区中心地带——陪都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互帮互助，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再创佳绩。周恩来对郭沫若这位国学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当时重庆史学研究空前活跃。许多刊物如《大公报》、《理论与实践》、《读书月刊》、《中苏月刊》都辟过专栏刊发史论文章。同时，也带动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延安还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创办了《中国文化》刊物。至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44年，重庆文化界掀起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它也是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击。当时，双方文化界名流唇枪舌剑，彼此争锋，硝烟四起。3月10日，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史论文章，它的公开发表顿时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以陶希圣、叶青、钱穆等为代表的蒋介石幕僚匆忙撰文应战，说郭沫若影射国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读到这篇对敌人“发动宣传反击”的文章后，又将它拿来作为“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鉴戒，在党内加以广泛推广。与这篇史论性文章一样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前者是因为作者在文中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自然会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引起不同反响，但《孔雀胆》却是因为郭沫若片面追求与当前政治挂钩所犯的错误。《孔雀胆》本是一个描写“阿盖与段功”的爱情悲剧的史剧，为了使这个“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符合当时“民族团结”的政治气氛，郭沫若在《孔雀胆》上演后，三易其稿，不免牵强附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郭沫若小传（7）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9月。后来他专注于历史和考古研究，直到40年代初，他运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积累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经验，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这样的优秀史剧。关于史剧创作，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说过一句名言：“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又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见《郭沫若谈创作》第1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剧家，恰恰是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诞生了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名作。 历史悲剧《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最早开始创作的史剧，初名《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聂》。当时，他正好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译完，灵感迸发，便参考着《战国策》、《史记》等史料，最初计划把《聂》写成十幕剧，后又改成五幕，结果只写成第二幕和第三幕。随着“五卅”惨案发生，郭沫若眼看国内军阀割据，各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凌辱中国人的暴行，不禁愤懑填膺，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口气写成《聂》后两幕，合成四幕剧《棠棣之花》。“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郭沫若身处沦陷的上海，将《棠棣之花》通盘整理，又加写一幕，变成了后来的五幕剧本。《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不但在于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还在于整个剧情所传达出那种反对分裂、盼望团结的人民心声。 1942年1月2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到1月11日，将全部五幕剧本写完。五幕分别为：“服丧”、“屈服”、“流窜”、“哀郢”、“投江”。郭沫若自幼喜欢屈原。他一生关于屈原的评论和译注文章，就有十数篇之多。如：《屈原》、《屈原时代》、《关于屈原》、《屈原考与屈原的艺术和思想》、《屈原·招魂·天问》、《屈原不会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评“离骚”的作者》、《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赋〉今译》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屈原——歌赋与精神同样光辉的不朽形象。郭沫若在为其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作序时，曾谈到作此剧的创作动机，他说写这个剧本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作者身处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新四军，遭到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抗日战争中后期，郭沫若继续史学研究和开展史学论坛等学术活动。著名的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史论巨著。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这一套姊妹篇的问世，可谓是郭沫若对周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巅峰之作。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文章不免政治气氛过于浓烈，但半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郭沫若和全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及世界和平委员会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