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备忘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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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俗约旱拿帧＞嵋椋渡蕉ブ怠犯拿痘稹罚⒂赏爬锎蛴�50份，分发编导人员。仲林发誓说：‘如果排不好此剧，我带头自杀。’……”
从1987年12月到1989年，仲林舞剧团曾两易导演排演此剧。涂小雷作为“活字典”和场记，滞留上海参与排演。为了此剧的排演成功，她是把一切都要抛弃了的。
然而，1989年仲林舞剧团的改革失败，《火》剧也就随之被挂了起来。
“1990年9月，李仲林走马上任上海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分管舞剧。我们旧话重提，相约三条：一、将此剧作为该团向党的七十周年献礼节目；二、启用信洪海为此剧主力编导，由涂小雷与信洪海搞出具体方案；三、涂小雷负责找3万元人民币的赞助，不足之数，由歌剧舞剧院向市文化局申请……”
从此，涂小雷除了很快拿出与信洪海共同搞出的工作脚本外，开始承担起一个业余作者几乎无法承担的任务——集资。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手持歌剧舞剧院的一纸集资报告，奔波于上海——北京——哈尔滨― 呼和浩特之间．拖着一副病体，到处烧香拜佛请求资助。单是在北京，她就跑了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跑了近百次。在许多单位，她受尽了冷落和屈辱。有的单位虽然很同情，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婉言拒绝。半年多的奔波，一无所得，上海方面也没有提供分文活动经费，她身上的钱也花得个精光，身体也拖累得够呛。此时贫病交加，大年三十才拖着病体赶回呼和浩特家里。
幸运的是，1990年4月，她终于在哈尔滨得到一位有识之士的3万元人民币赞助，半年多的奔波总算有了理想的结果。她的心头升腾起一种渴望，对《火》剧成功演出的渴望。
然而，她仍然是过于天真了。
“没料到，他们背信弃义，排演了一个与《火》近似的舞剧《太阳部落》。待我如约赶赴上海送钱，签订赞助合同时，才发现自己剧本的一部分被移植进了《太阳部落》……”
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她的心都要碎了。
1991年7月12日，《太阳部落》在上海商城剧场首演。
首场演出获得成功，观众们向谢幕的演员们热烈鼓掌，编导们陶醉在这掌声之中。然而，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剧场的最后一排，一位心如刀绞的姑娘正泪流满面。
涂小雷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走出了剧场。
强者与弱者（6）
出了剧场门，她一下子便瘫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一个微弱的然而又沉重的声音从沉闷的胸口喷出：“你们偷走了我的心血啊！”
“但李仲林说：‘《太阳部落》用的是刘润的本子，而不是涂小雷的本子。’可刘润对我说：‘我正要发火，向他们提抗议，怎么把《火》的内容硬塞在了我的剧中！’用《火》剧本与《太阳部落》对照，可以看出：《太阳部落》第一幕‘天祭’，用的是《火》剧第一幕‘山顶之夜’和第二幕‘火的召唤’的部分；第二幕‘火祭’，用的是《火》剧第四幕‘光明颂’和‘火的召唤’部分。而刘润的原剧本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还可以看出，《太》剧里女主人公与《火》剧主人公酷似，两剧的风格近似，主题相同，服装道具接近……”
《太阳部落》的第二次演出是在一个多月后。由于涂小雷的非议，剧本头二幕作了部分修改，特别去掉了涂小雷称作移植的那部分。
《太阳部落》在继续演下去，而涂小雷的七年心血是全部落空了。这七年，对她这个已不再年轻的女子来说，付出的是多么大的代价呀。
谈到涂小雷的失望，李仲林对记者说：“为什么一个醉心于舞蹈创作的作者会遭到冷遇？像我这样一个导过20多台戏的专业人员，有时不也照样晾着吗？”
刘润对涂小雷的遭遇也表示同情。但他对记者说：“我同情她，但对舞蹈这样几度创作的艺术形式，划分著作权困难重重。”
尽管困难重重，涂小雷决心争回自己的一份权利，讨回这个社会的公道。当记者问起她的创作，问她为什么选择中国猿人这样的形体作为艺术形象时，她回答说：“选择猿人的佝偻体形，就是渴望站立！”
在经过多方交涉没有如愿的情况下，涂小雷决定打一场官司。这个默默无闻的弱女子，再一次抱病赴沪，将一纸诉状递给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陈诉了被侵权的经过后，她提出：“为维护我的著作权，请求法院确认李仲林编导的大型舞剧《太阳部落》剽窃了《火》剧剧本，并判令被告李仲林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人民币1万元。”
涂小雷的诉讼得到了新闻界和法律界部分人士的支持。在上海各主要报纸刊登此案消息后，首都一些报纸也披露了此案情况。上海著名律师朱妙春决定为涂小雷义务担任代理人，北京的著名律师张赤军也愿意帮助涂小雷打赢这场官司，并表示不收取代理费。
但是，涂小雷连律师赴沪的机票和食宿费也担负不起。她经济上十分拮据，而且需要为即将施行的心脏病手术准备1万多元治疗费。为了筹集打官司所需费用，她只好四处奔波，同时，为了征得社会各界的进一步支持，她又在奔走呼号。
这场官司的结局，也许不会像她想象的那么圆满，也许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讼。她已经被耽误了几年，现在还必须为剧本、为自己的权利再奋斗几年。但她认为，这种奋斗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要争回权利。
不过，这位弱女子并非没有一点踌躇。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她听说对方组成了6位律师的庞大辩护阵容，而她这方面只有一位义务性的律师，而且不能排除这个案子的审理会受到来自社会其它方面施加的压力。因此，她担心自己最终仍会败下阵来。但许多有正义感的朋友则为她鼓劲说：即使打不赢，你也是胜者了，因为你反抗过，没有向强者屈服。
我们的社会历来是同情弱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这些遭受侵权的弱者更需要的则是法律的支持。
法律支持了弱者，最终，涂小雷胜诉。
被侵权的弱者，包括学生、徒弟、晚辈、下属、默默无闻的人，也包括犯了错误的人。如果因为他们是弱者，是犯了错误的人，就剥夺其著作权，这是与著作权的原则相背离的。即使是犯了罪被判了刑的人，其著作权也不容剥夺。
陕西省第一监狱一位犯人在服刑期间创作了剧本《径阳之战》。他托一个要好的看守，将剧本送到县文化局一位干事手里，希望这位干事帮忙，让剧本公开演出。
这位干事帮忙可算是帮到底了。戏排了出来，公演了，又制成了录像片。但是，剧本的编剧署名，不是创作剧本的犯人，也不是送出剧本的看守，而成了那位文化局的干事。这桩官司打到了陕西省版权处，版权处理所当然地把剧本的著作权认定给作者。
也许那位干事认为，犯人不应当享有著作权，占有犯人的劳动成果是无所谓的事。
然而，犯人也是人。犯了错误的人是人，给老师当学生的是人，给父亲当儿子的是人，给主编当配角的是人……绝不允许恃强凌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著作权面前人人平等。
版权——人权
· 版权的实质是人权 · 马克思主义并不回避人权 · 关于职务作品的争论 ·关于法人作者的争论
著作权法的起草过程及整个立法过程，就是我们对人的权利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或干脆点说，是对人权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起初，有的同志把版权法即后来的著作权法，理解为一部限制人的权利的法律。他们认为，法嘛，就是要管人的。当他们知道，著作权法有别于其它法律的重要特征，是给予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有点紧张了：这怎么得了，难道它不导致作者的个人主义膨胀？
当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召集部分部委的同志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人当场提出：“不能给作者个人的权利太多，不然他们会翘尾巴。”有人甚至提出：“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体现在每一个法条上。”
随着对版权法的认识的深化，人们才意识到，以前的那种说法不仅荒唐，而且无知。版权的本质就是个人的权利，版权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否则，它就不是版权法，而是别的法律了。
版权法从它在世界涎生的那一天起，就无异于向全人类发布了一项人权声明。它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封建阶级的“君权神授”理论相比，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资产阶级声称要把人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公民，同时也把版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作者。正是在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版权－― 人权”的理论在欧洲大陆发展完善起来。
与英美法系将版权强调为财产权不同，欧洲大陆法系更强调版权的人权性质。后者认为，版权中的人格权即人权比财产权更重要。受卢梭思想影响较深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这样的话：作品是人格化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的延伸，是作者人格的反映。因此，侵犯了作品的版权，就是侵犯了作者的人格，就是侵犯了人权。
马克思主义并不回避人权，同样也不回避版权。在马克思设计的人类理想社会制度中，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广泛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物的规律的科学，同样是关于人的活动的科学。人是万物之灵长，人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他有高度的理智而丰富的感情，具有独有的善于思维的大脑，并能使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所有作品，都是人的作品，都是创作者运用抽象的艺术、巧妙的布局、科学的语言、熟练的技巧进行艰苦思维的产物。作品中的任何描述，都反映着作者人格的色彩，渗透着作者心灵的独特感受。作品即人格，作者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即人的权利。抹杀了这种权利，就等于抹杀了人的存在，抹杀了人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害怕讲人权，也害怕讲版权，同时害怕把版权作为个人的权利。我们曾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版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既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导致我们在版权上的错误，对作品、对人才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整个国家吃尽了苦头。
在我们承认了版权，承认了版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之后，在究竟给予作者个人多大权利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并有过激烈的争论。
比如说，个人与单位的关系，最初，在著作权法草案中采取了类似专利法的规定，即凡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创作，就属于职务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单位所有。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单位里的人，是按照领导要求创作的，就无权在作品上署个人名字，无权领取稿酬。
很显然，这样一条规定不利于保护作者个人的权利。在中国，自由职业者毕竟是很少很少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吃的是官饭。无论是职业作家，编剧或是导演，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单位，拿着国家的工资，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体现着单位的意志。如果因此就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职务作品，而剥夺作者个人应当得到的权利，那就无法调动其创作积极性，也就违背了制定版权法的初衷。
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缩小了职务作品的范围，扩大了作者个人的权利。作者在工作任务之外完成的作品不能算作职务作品。即使是受单位指派为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写作的职务作品，也要区别不同情况，有的职务作品，本单位有权在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但著作权归作者个人；有的职务作品虽归单位所有，但作者拥有署名权。
关于职务作品规定的这种重大改动，反映了我们的立法者对作者个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
关于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能否成为作者的问题，在著作权法草案的讨论中争论也相当激烈。
有的同志认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也可以成为作者。也就是说，一种组织也能成为作者。
但很多同志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说：作为一个组织，它本身是没有思维的。能进行思维并创作作品的动物，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人，就是自然人。法人既然不能思维，它能创作吗？归根到底只有公民才能创作，所以作者只能是公民，任何组织都不能成为作者。如果组织能成为作者，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