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权备忘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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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则向他要“扬名费”。
这官司打到了县法院。
法官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官司。凭感觉判案，那么在一个剧团和一个农民之间．孰轻孰重可想而知。于是，法官对作者说：“准备交扬名费！”。 最好的txt下载网
正名：经济权利（2）
作者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的法官也感到是个难题，依据哪一个法哪一个条款来审理这种官司？
还好，陕西省后来成立了一个版权处。法官们到版权处咨询，了解到了关于版权的一些基础知识，懂得了作者享有经济权利。
县法院的误判终于得到纠正。我们的农民剧作者终于得到了稿费，尽管只有百十元钱，这点钱还不足于抵偿创作时的纸笔损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为之庆贺。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那点可怜的稿费，而且是正义，是社会对一个创作者辛苦劳作的承认，是作者应当得到的经济权利，这种权利不容剥夺。
问题还不仅在于是否承认作者的经济权利，而且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种权利和保障这种权利。具体说，问题不仅在于是否向作者支付报酬，而且在于所支付的报酬能否与作者付出的劳动及作品的价值相等或基本相等。
拒绝支付稿酬的情况固然很多，而克扣稿酬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作家们从事着高强度的复杂劳动，创造着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精品，而他们的收入却相当菲薄，生活相当清贫。
一双巨大的手托着一页刚刚翻开的谱纸，上面没有字，等待着著名音乐家施光南继续谱写，但是，他走得那么早，留下一页空白。
一束强烈的追光自上而下照射过来，追光下没有人，那本来是为著名音乐家施光南留下的地方，但是他走得那么早，留下一片空寂。
“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舞美的独具匠心的舞台设计，以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轰击着人们感情的闸门。歌手们在台上演唱施光南的歌曲。那些欢快的旋律增添了一丝沉郁。那些忧伤的旋律则使人更加忧伤。
他走了，留下无限的遗憾。
他家里，钢琴上依然摆着一束勿忘我。他曾经为它谱写了一首《勿忘我》。他也是以忘我的精神为人民谱写那些不会消逝的乐曲的。
但是，这个忘我劳动的人，得到的报酬又是什么？
文联的负责同志到他家里去吊唁。他的妻子洪如丁拿出两张汇款单给大家看。这是施光南死前谱写的两首歌曲的稿费单。一张是十元钱，另一张是十二元钱。
望着这两张汇款单，大家的眼眶都湿了。这就是一首优秀歌曲的价值吗？这就是对一个呕心泣血的作家创造性劳作的报偿吗？
再望一望家里的陈设，一切都是那么普通，连地板都没铺，唯一突出的就是那架钢琴。看得出，这位从事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的音乐家家里，与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家生活没有两样。
如果是在版权保护很健全的国家，如果是在智力创作可以得到优厚待遇的国家，像施光南这样创作了很多优秀音乐作品的音乐家，应当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可他呢？
洪如丁把那两张汇款单放到桌子上，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去领！”
让它永远地放在那里吧。它是一种纪念，同时，不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吗？
在那之前不久，文化部法规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到施光南的家，向他征求音乐作品稿酬暂行办法草案第一稿的意见。施光南答应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写一份书面意见交上来。
当时，他与文化部的同志谈到著作权法，显得异常兴奋。这个法是他盼望已久的。他说：“如果著作权法能够施实，我愿意当独立创作人，完全靠创作得来的稿酬生活。”
他说等出差回来就立即写这份意见。但是，等他出差回来，身体就不行了。
“遗憾啊。他到了也没留下那份意见。”文化部的同志为此感到十分惋惜。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死，用早逝的年华，用中国音乐界的重大损失，留下了意见，留下了对著作权保护的希望。
活着的音乐家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怎样呢？
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子过得清淡。有的长时间住在低矮的平房或是筒子楼里。家里贵重的物件，就是一架一生为伴的钢琴。
他们的主要收入，一是工资，二是稿酬，工资是与国家干部一样的。稿酬是很低的。人们所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元）” 绝对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张的成份。词曲作家乔羽、王立平、谷建芬、张黎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对这种状况发出过抗议。谷建芬曾这样说：“如果对中国的词曲作家作一项调查，恐怕每个人都有一笔帐，都有一番身受侵权之苦的辛酸经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正名：经济权利（3）
这种抱怨，多半是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唱歌者暴富，写歌者清贫。这是一种被颠倒了源与流的版权现象。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歌手，缺少的是好歌。
在我们的音乐家们为自己的生计深感困窘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为没有多少好歌而困惑。
广东歌手与香港歌手进行歌曲演唱对抗赛。广东的五名歌手获得了团体冠军。广东人民对这个冠军不以为然。因为广东队演唱的都是香港歌星唱红了的歌曲。因此，人们嘲笑说：“广东队为香港夺得了冠军。”
全国歌曲演唱电视大奖赛的水平可以说一年不如一年。自从规定每个歌手必须演唱新创歌曲以后，效果更是每况愈下。
观众们抱怨说：“没有让人记得住的歌曲。”
歌手们也抱怨说：“唱这些歌，我们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于是，大家都唱港台歌曲。
于是，人们惊呼，大陆音乐文明失落了。
大陆并非没有优秀的音乐家。但是，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情绪！你想想，一首好歌创作出来，被人擅自演唱、擅自出版、擅自录制、擅自播放。歌星唱一首歌可以得到一千元，发行商发一盘带子可以挣几十万元，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得到的仅是十几元。这种倒挂，这种侵权，叫谁心里能平衡下来、平静下来？没有好的情绪，哪能创作出好歌？
中国也不缺乏笑星，缺乏的是笑料。
时下人们都喜欢看舞台小品。越是喜欢，就越是失望。健康向上、风趣幽默、令人捧腹的小品太少了；思想苍白、内容贫乏、表演俗不可耐的小品占领了舞台。几乎每台晚会，设计者都为找不到好的小品而苦恼。
导演们抱怨说：“我们有很强的表演阵容，有的是笑星，但没有合适的脚本。”
小品创作不活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一段小品的创作难度，不亚于一篇小说的创作，但一经表演便被许多表演团体擅自搬用。表演者拿到的是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创作者的酬金。创作者当然觉得不公平。他们也说：没情绪！
从小品说开去，目前的相声、戏剧、舞蹈等舞台艺术都缺乏佳作，导演和演员“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并不缺少出版社，缺少的是好书。
泱泱出版大国，一年出版新书九万余种。茫茫书海，优秀文艺著作凤毛鳞角，优秀理论著作寥若晨星。粗制滥造者充斥书市书架。
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文艺创作不活跃。
文艺创作为什么不活跃？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著作权得不到充分保护是因素之一。现在的作品稿酬还不及50年代的稿酬。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得到的稿酬是八万元，现在呢，大约只能得到八千元吧。刘绍棠当时说过“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的话，现在呢？这种奋斗目标看来很渺茫。即使达到了这个数字，现在的三万与当时的三万又怎么能比！
十年寒窗，字字是血，搞出一部作品到头来报酬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状况，有多少作家能耐得住清贫，特别是面对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在收入上的倒挂，有多少作家能做到心理平衡？
于是，弃文从商，成了作家们一种现实的选择，“下海”逐渐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尽管这种选择充满了悲哀充满了痛苦，尽管“下海”免不了要多喝几口又咸又腥的海水甚至可能喂了鳖鱼，作家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朝着金钱冲去。
不过，他们这样做，都将其原由简单地归于分配不公，却很少从著作权的角度去呼吁保障自身的经济权利。
也有一些作家开始从著作权出发来认识自己的收入状况。他们不是靠弃文经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靠维护著作权，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
王朔就是这些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将全部版权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并由公司将1992 年以前小说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华艺出版社后，笔者与他有一次深入交谈。
吴：你对版权很认真，对稿酬很认真，在这方面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吧？
王：精神上牵累很大，经济上损失也很大。有半年了，被这种事缠着，我就没写成多少东西。我出了十来本书，涉及十来家出版社，不经授权擅自加印、拖欠稿酬或克扣稿酬的事儿有不少。有的书被人擅自改编，被胡乱盗印，稿酬更是没有着落。对这些侵权行为，我没有精力逐一追究，外地的更是鞭长莫及。
正名：经济权利（4）
吴：你是否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版权受到了侵害？
王：没有著作权法的时候，往往不从这个角度想。现在国家制定法律来保护我们了，我们不用这个法就对不起国家，就有点蠢了。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感情维系，哥们儿，咱不错，开始客客气气，最后涉及到金钱就不是哥们儿了。现在看，最干净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著作权法实施前，我们写字儿的把版权片面理解为寻找出版可能，能出书就是一种荣耀，没有考虑明确的授权，也不好意思开口谈稿酬多少。出版社也缺乏版权意识，出书不签出书合同，不说能给多少稿酬。有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两本书，明明有很大市场，他们就是不给我加印。为什么？出版社换人了，新领导不喜欢我的描写方式。完全凭个人好恶，而没有合同的约束。按照著作权法精神，我准备把两本书的版权收回，他们却又突然加印了，而且是大量地印。稿酬也不及时付，得我自己去催，我跟个要饭的似的。这不正常。
吴：吃亏在没有明确的授权，没有严格的合同。按照有关文件，出版单位从1985 年起就应与作者签订合同．但大多数出版社没有执行。
王：包括付酬方式，应当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的书一般印数在十万册左右，按字数拿稿酬，我觉得亏。有家出版社出我一本书，我提出拿版税，他们不答应，只是口头承诺，印数多可以多给我一些。后来印数一下子上来了，我说多给我一点吧，他们那个别扭劲儿啊就别提了。我说：终止授权，不在你这里出了。这才逼得他们跟我谈稿酬。按一次性付酬，我说了一个数，他们答应了。他们认为我搞突然袭击，宰了一刀。好像我这个人贪得无厌。其实我心里也不痛快，按版税我本来可以拿得更多。
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传闻，说你出书要价太高，砍价太狠，在稿酬上太计较。
王：我确实跟出版者砍价很认真。这是我的生活状况决定的。我是无业人员，完全靠稿酬生活。即使有业，这也决不是巧取豪夺，是在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如果我得不到，就是被别人剥夺了。
吴：这是你的经济权利。
王：我常比喻说，我现在如花似玉，是名妓。等到人老珠黄，接不着客的时候，只能沿街乞讨了。过去大量地创作，种多少吃多少，年终所剩无几。我不可能总是保持这样的创作势头，不能一直到老如牛似马地写呀写呀。展望前程，不寒而栗。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写作初始就不排除有为钱的动机，当然不完全为了挣钱，不过，能挣的钱我尽量挣。我的作品创造了多大价值？社会效益撇开不说，就是经济效益，夸大点说，一个亿都没准儿。我的这点要求过份吗？一点也不过份。
吴：我们讲精神文明，讲奉献，讲无私的奉献，这与计较稿酬是否矛盾？
王：有一种误解，似乎一说精神文明就不能谈钱。实际上，经济关系是决定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保证。对作家来说，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保证，才能专心致志地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反过来说，高质量的作品也应当是经济效益好的作品，给作家带来可观收入的作品。一个人一生写不出几部好作品。我的作品，真正站得住的不过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