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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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想起来，我还感到悲痛和惋惜。”（《周扬文集》第5卷第486页）
在这次文代会前后几年中，周扬反复强调，文学艺术必须以人为中心，写出生动的、有生命的、有个性的形象。在他看来，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最大问题就是“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妆表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是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同上，第151页）1955年2月20日，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30年代就已提出过的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想的观点。他说：“艺术的规律是什么，艺术认识现实的手段是什么？——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现实的，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不是艺术没思想，任何艺术都是有思想的，和科学、政治不同的地方是艺术通过形象表达思想，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他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区别也有联系，艺术没有逻辑思维、没有概念就不能活下去，因为逻辑思维反映了客观规律，因此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但逻辑思维又不能代替形象思维，否则，那可以说是一篇革命的文章，是宣传品，但不能说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作品的思想价值，不在于表现政治运动、生产过程。……应该运动是背景，中心是人，这人不是你的工具，不是傀儡，不是作者是可以支配的，人，是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按照客观的规律行动，要创造这样的人。现在的人没有独立性，去掉也可以，加一句话，少一句话都可以。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周扬文集》２卷第336、337、341页）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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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的根本特点是形象，没有形象便没有艺术，这一点，周扬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关于艺术的特殊规律是形象思维，强调形象只能从生活中来，中心的问题是写人，强调要求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强调“艺术作品中要有生活的真实，要有道德的力量，美的力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同上，第339页），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政治议论的传声筒，则是他针对当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达到的新认识。他对艺术特点、艺术规律的认识，对概念化、公式化的批评，可谓相当深刻和痛切的了。
在这次文代会上，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内，周扬对他过去曾经讲过的生活第一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认为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的基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的原则。1951年11月24日，周扬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中说：“谁也知道，要创造真正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作者必须广泛地深刻地观察生活，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基础。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原则。”（《周扬文集》第2卷第136页）他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又强调说：“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离开了群众，还能有甚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的描写，还能表现得出甚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同上，第150页）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着重强调的，依然是创作“不要从条文概念出发而应从生活出发，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同上，第230页）他对生活又作了非常广泛的解释，说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有政治生活、社会活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内心世界、周围环境等，不要把生活理解和表现得太狭隘了。这一切表明，周扬在实践的磨练下，开始排除政治的干扰，再次高扬生活第一的观点，从强调学习政策，到强调“向生活去追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大的变化，表明他在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周扬毕竟是周扬，作为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代言人，他在强调生活第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观点时，为了同他前些时候所强调的学习和宣传政策的主张相衔接，仍然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政策之重要，说政策和生活不是对立的，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同上，第230页） 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 周扬在这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在这前后一段时间中，还一再强调要改变用行政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周扬认为，现在我们的领导是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文化机关的部长局长，文艺团体的主席，都还不大会运用社会的力量，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做工作。他说：“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创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不顾各个作家的不同生活经验和写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对待小学生似的给他们规定题目，规定完成创作的时限，甚至规定创作的形式。而在写成的时候，又往往简单地、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把一个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当做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认真地去研究和总结这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具体地帮助作家。这种对于创作的行政式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这样才能创造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气候，创造作家的艺术劳动的最有利的条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同上，第24５页）所谓“社会方式”，就是利用社会的活动，如批评、竞赛、舆论、奖励等，周扬认为“这是领导文艺最有效的方法”。（同上，第305页）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这是过去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思想，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对于如何领导文艺取得的新经验，首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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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所以提出并强调要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同他对文艺的特点的认识密切相关。1954年5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观点，即：“艺术的特点就是它是社会的现象和产物”，力主“我们领导文艺方面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鼓励各种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自由竞赛就是在群众面前竞赛、考验，艺术不能专制”。（同上，第293、294页）“第一是创造上的自由竞赛，第二就是批评上的自由讨论。
这才是正常的发展道路，不是采取行政方法，说这个戏要演多少天，那个就不能演……”。（同上，第295页）他1954年10月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领导不要胡乱干涉作家的创作时，有一段虽然很长但又很有趣、很精彩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青年作家，他本来是有才能的，能够写出作品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领导，按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培养，他就会又按公式来写了。他们在生活中本来有很多很鲜明的感觉，他写出来了，如果我们一看，觉得这里面没有写生产合作、没有写党的领导，要改一下，他就写假的了，就按照你的去写了。应该是他不足的地方你只能去帮助他，要他去丰富自己的知识。给他各种机会，你不能去代替他。现在我们过多的采取了代替的方法。上一回苏联的同志批评我觉得很对，他讲剧院里创作的人应该是导演，院长只是管政治、管行政方面的，这个话是对的。他说导演好像医院里的主治医生，剧院院长就好像医院的院长，是管政治管行政的。他说，动手术是医生的事，但是院长也跑来指挥，说：“动手术不是这样的，我来给你动。这是不对的。”我说我们像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作家“动”不好的时候，别说院长，有时部长也跑来“动”，这样还不“动”死人啦？医生开刀，他技术不高明，你应该提高他的技术。
开死开活他自己来开，这是创造。你院长来替他开，十有九个非死不可。我们的艺术搞得没有生命，就是院长帮助“动手术”的结果。
我也经常帮助作家“动手术”，大概荒煤同志也是帮助“动手术”
的一个。当然我们不可以一概否定过去对作家的帮助，过去作家的确感到有困难，作家的“手术”不高明，当然我们也不高明。大家凑合一起来“动手术”，所以过去“动手术”，有整个剧本推翻了的，这就是“动手术”“动”坏了的。否定了那么多剧本，那还不是“动手术”的结果！也许不“动手术”，还可能救活一两个也说不定的。
假定不“动手术”，要求稍微放低一点，让作家自己去搞，也许有两个可以救活。有时还要采取“会诊”的方法，“会诊”并不是医生“会诊”，而是医院的院长“会诊”。这一些情形也许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初期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不合乎艺术的规律。而我们的领导就是这样的。中央是这样，地方会更是这样，恐怕更是经常“动手术”。像这样，“医生”就培养不出来，创作的人就没有勇气，没有责任心，没有创造性，就创造不出好的艺术品来。”（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中文系联合大队合编：《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把文艺看做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产物”，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现象和产物，主张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力倡自由竞赛、自由讨论，主张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文艺，反对在文化艺术方面实行“专制”，这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可以说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展开论述，但能够有这样一种智慧的闪光，在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已是相当超前和难能可贵的了。1989年２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写进了“文艺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样一句话。并正确地指出：“文艺不等同于政治，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更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党的领导机关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文艺作品的优劣，应由广大读者、观众和文艺界自己去评判，并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文艺问题的是非一时难以分清，应允许从容讨论，不要急于下结论，有的也毋需作出统一的结论。除了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禁止的以外，一般学术和艺术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而只能进行民主的、平等的讨论。”“在文艺和学术讨论中，要对争辩、竞赛的各方实行机会均等的原则”。（1989年３月11日《人民日报》）文件中的这样一些重要论点，可以说正是周扬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经过几十年以后得出的这些结论，当然比周扬当年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明晰了。
周扬在文代会的报告中还强调文艺批评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批评家往往比作家更缺乏对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缺乏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