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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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希望和信心；在这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取得了和谐的结合。中国戏曲所特有简练和夸张的手法，就使这个结合达到了艺术的高度。”（《周扬文集》第２卷第171－172页）“特别是因为中国戏曲综合了歌、舞、剧三者的艺术，就更显出了它的非凡的特色”。（同上，第180页）
周扬强调要正确地发扬民族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既要反对保守观念，目前更要反对粗暴作风。“有些从事戏曲改进工作的同志乱改旧有剧本，凭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甚至凭个人感想，修改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他们不是在改进而是在破坏传统”，“这是目前戏曲改革工作中最有害的倾向，必须首先加以纠正”。（同上，第174页）
周扬还强调，戏曲要真实地表现人民的新生活，用新的正确的观点表现历史。他说：“对于各种戏曲，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首先整理和保存其旧有的优秀的和较好的剧目，在内容上剔除其封建性而发扬其人民性，在艺术形式上，不论是在音乐或表演艺术上，加以改进，以丰富和提高其表现现实的能力；然后按照各个剧种的发展的不同情况，凡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的，就使它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发挥，凡目前尚不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而只适合于表现历史和民间传说题材的，就不要强求它立刻表现现代生活，以致损害它固有优点和特色，而只能逐步引导它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里，性急和粗暴是有害的。”（同上，第176页）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封建社会时代，以京剧的发达而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从此便不再向前跃进，而陷入一种相当停滞的状态”，现在，应当在民族戏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戏曲。“京剧应当从各种地方戏曲中重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增强自己生命的活力，突破那些妨碍自己发展的障碍，向着新的人民的方向提高。”（同上，第173、172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京剧革命”的先声。此外，周扬还对戏曲剧本改编和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5）
他说：“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历史的真实不容许歪曲，掩盖或粉饰。”反历史主义者“就是不懂得这条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以为为了主观的宣传革命的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地在杜撰和捏造历史。他们不能区别，用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观察和描写历史，与把古代历史上的人物描写成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完全两回事。”（同上，第177页）周扬的这个总结报告，以它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和政府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
周扬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除了抓电影和戏曲以外，还抓了文工团的整顿和提高等方面的问题。文化部一成立，周扬就提出新文艺团体工作要正规化，要建立“剧场艺术”，逐步实现企业化管理。很快，中央及各大行政区、省、市自治区的文工团先后调整成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至于对私营戏曲剧团向国营剧团的发展，周扬则采取严格控制的方针。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各大区也相应建起了一批艺术院校。在图书出版、科学文化普及、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些考古方面的专业机构。在群众文化普及方面，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文化馆和区、乡文化站，以及专供基层单位进行科学文化宣传使用的幻灯片、幻灯场等。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布局全面展开，以它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气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还需要一说的是，周扬除了忙于文化部的工作之外，并未忘记对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作品著文表示支持。《红旗歌》是周扬在进京之前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话剧，开国之后，在几个大城市陆续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剧本却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的压力。周扬主持召开座谈会，畅谈该剧创作得失，周扬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便是发表于1950年５月７日《人民日报》的《论〈红旗歌〉》。这篇文章，充分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都通过了活生生的个性的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周扬文集》第2卷第19页）文章对剧本产生的背景及其在艺术创作上贡献和缺点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随后，周扬又发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称赞“《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从《龙须沟》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周扬文集》第2卷第36、31页）接着，当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文艺界举行座谈会进行研讨时，周扬也出席会议并发言，充分肯定《长征》歌剧反映了长征，出现了毛主席，“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就如何既要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又要表现革命的艰苦；既要表现群众斗争，又要深刻地刻画人物的个性；歌剧要有说白，又要有歌唱，而且要有几个精心结构的唱段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供大家研究。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周扬一向注重实干，紧紧抓住创作这个中心不放，为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奋力耕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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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1）
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那么笔直和平坦的，建设的道路也同样如此。周扬在建国以后的文化艺术建设工作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荆棘丛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和反复。
1950年３月，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５月３日停映。但当时没有对这部影片公开进行批判。对此，毛泽东甚为不满。1954年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个“人”
是谁？“文革”中红卫兵为了大树江青这个所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形象，编造了一本“大事记”，说称《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是刘少奇。红卫兵的“大事记”这样说：“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叶永烈：《胡乔木》第165页）1967年3月，“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人，则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你听：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这样一来，又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几次”会议，顽固坚持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而不是卖国主义的元凶又不是刘少奇，而变成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刘少奇了。对于戚本禹的这篇批判文章，刘少奇在看过之后，立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第1056－1057页）其他几位谁也没有承认自己说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这话到底是谁说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无头案。至于说在“几次”会议上“大唱对台戏”，也甚为可疑。那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身处高位的领导同志如果真的知道毛泽东有上面所说的那样的意见，并且多次为江青所强调，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谁也不会“公然对抗”的。事实上，###当时确也曾约请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一篇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只是觉得文章“太激烈了”，未予发表。对于《清宫秘史》之所以没有像后来的《武训传》那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能是因为胡乔木、周扬等一些主管宣传、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同志对毛主席对《清宫秘史》的意见的分量不很知情，而对江青把问题夸大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又以为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因而不以为意，同时又觉得这是一部香港拍摄的影片，不宜大动干戈，所以，在客观上拖延了对这部影片的批判。如果这样的分析判断大致可以成立，那么，对《清宫秘史》停演而不公开批判，倒也不失为一个上策。
周扬后来为这件事“补课”了。那是在批判《武训传》已经过去三年半之后，行将批判胡风之前，他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对《清宫秘史》讲了如下一段批判的话：“这部影片虽然在全国一度上映之后就停演了，却没有像《武训传》那样受到严正的批判。影片夸大了改良派的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把光绪皇帝加以理想化，而完全颠倒了和诬蔑了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历史，给观众以这样的印象，似乎外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义和团，占领北京，驱逐中国政府是正当的。影片表示的思想是投降外国侵略者的卖国主义的思想。”可以看做这是对毛泽东要批判《清宫秘史》的一个交待。自然，在江青看来，这并不能消除周扬抗拒批判《清宫秘史》的“罪行”于万一。 。。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2）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了《武训传》，在京、津、沪上映后，受到一片赞扬，据统计仅这三个地方发表的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就有40余篇，有的文章甚至称武训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到1951年3月底以后，才逐渐有相反的意见出来，引人注目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影片。一场正常的讨论展开了。
杨耳即许立群，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许的夫人杜晓彬回忆说：文章发表约两天后，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许立群，约他去中南海谈话。毛主席对他的文章给予表扬和鼓励。毛主席说，文章对电影《武训传》及对武训的错误宣传未展开深入的批判。毛主席要许立群再写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并说文章写成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许立群当即说：“这样有分量的文章应由周扬同志写。”毛主席说：“大官不文，小官为之。”许立群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准备再写对电影《武训传》及对武训的错误宣传的批判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