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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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文艺批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十分流行，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年轻的他，对这种批评方法的应用竟是那样的纯熟和老练。
这一点，在《新文###动史讲义提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是一份在“鲁艺”的讲课提纲，已完成的部分有“引言”、第一章“新文###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第二章“新文###动的形成（1919－1921）”，以及第三章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在编辑《周扬文集》５卷本时尚未发现，后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文章指出：“新文###动史是一部三十年来中国民族斗争社会斗争之反映的历史，是文学服务于民族的大众的解放事业的历史，是文学为更接近现实接近大众而奋斗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为一面继承自己民族优良遗产，一面吸收外来有益营养，一面更加民族化，一面更融合于世界文学而奋斗的历史。”周扬在这里应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把以五四为轴心的前后几十年间的文学现象，放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系统和动态系统中来加以考察，以极其简洁的笔墨勾勒出这段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轮廓，表现了周扬这位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驾驭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科学态度和宏观气魄，其明快畅达、汪洋恣肆的风格和卓而不凡的深刻见地跃然纸上。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在很长时期中曾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周扬的这篇史论结合的论文，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我国文艺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
9 窑洞灯火（3）
周扬此时还应用这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写下了《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38年夏，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941年11月16日，延安文化界###庆祝郭沫若50寿辰，在《解放日报》“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里刊出了周扬撰写的这篇文章。
周扬在文章中说，鲁迅是为新文学“奠下了坚牢而不可动摇的基石”
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郭沫若则是在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认为，在五四诗人中，“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的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同上，第350页）周扬对郭沫若一向十分崇敬，周扬几次说过，他同郭沫若在气质上比较接近。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郭沫若作出如此崇高的科学的评价，在学术界，他是走在前面的。 开始了与毛泽东的文字之交 在周扬到达延安之后不久，同毛泽东在文字方面的交往就开始了。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请他帮助阅看，而周扬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主席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之外没有第二人。
根据档案记载，最早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委托周扬修改一部书稿《陕甘宁边区实录》。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给周扬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
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毛泽东书信集》第138页） 信中所说的“此书”，即《陕甘宁边区实录》。李六如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这是一本向全国人民全面介绍边区的书，毛泽东在“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的字句下面特意加了着重号，并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足见其对该书的重视。毛泽东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周扬，可见他对周扬是多么看重。
1940年2月，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创刊。这个刊物的文化方面由周扬负责编辑。他约请毛主席为该刊创刊号写稿，并送上自己写的《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请毛主席批评指正。
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扬的上述文章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9 窑洞灯火（4）
作文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毛泽东在周扬这篇文章上所作的批注和修改的地方，达数十处之多，足见他看得何等认真和仔细。周扬对毛泽东的意见自然十分感佩，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一一作了修改和订正。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作文”，即后来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解放》周刊97、98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这篇文章是根据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整理而成的。围绕着这篇重要著作的写作，毛泽东又给周扬写过两封信，时间均在距此文发表之前不到一个月之内的修改过程中。
周扬同志： 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征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还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此时，毛主席正在抱病修改此稿。两天后，他将文稿送来，并附有一信：
周扬同志： 我的感冒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
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之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文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夜 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与周扬向毛泽东约稿有关，周扬在这中间至少起了催生的作用。但是，在这篇重要文献的产生过程中，周扬作为文化方面的重要领导和著名理论家与毛泽东是否有所议论，是否向毛主席提供某些思想资料，在成稿过程中作过些什么修改，这些就都不大清楚了。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把党的事业看做是党的集体的事业，把个人完全地融入了党的集体的事业之中，是从来不谈个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的，尤其是在领袖的著作中，更不会提及个人作出些什么贡献。周扬一生都坚持这一信条，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宝库中，肯定有周扬的贡献，但到底有哪些是他的思想和手笔，人们现在很难知道。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直到1998年编《忆周扬》一书时，他的家人才对编辑人员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曾作过很多的修改，因为改得太多太乱，最后由夫人苏灵扬誊清，写了一份，送了上去。究竟怎么改的，笔者就不大清楚了。
此时的周扬非常之忙，比在上海“左联”时期不知要忙多少倍。他主持鲁艺的全盘工作，还兼着教育厅长的职务，又要编辑刊物，先是主编《文艺战线》月刊，后又参与主编《中国文化》月刊。
周扬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陕甘宁文化协会执委会的成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常务理事和研究部的负责人，延安文化界各种重要庆典活动，如鲁迅、高尔基逝世纪念、郭沫若诞辰等大事，必有他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问世，延安文艺界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均可看到他的身影。边区文协创办“星期文艺学园”，开展文艺运动，帮助文学青年学习与写作，周扬曾去讲过《王国维美学思想》。在另一群众性文艺学习团体，他去讲过现实主义。舒群、萧军、丁玲等发起组织的延安“文艺月会”，他更是经常赴会。1940年12月15日“文艺月会”举行第三次座谈会，舒群主持，与会者有三十多人。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围绕着周扬拟定的讨论提纲《漫谈抗战三年来的文艺活动》进行的。提纲的内容是这样的：“（一）抗战三年间对文艺活动的影响：在文艺活动的区域与活动形态上，你看出了一些什么变化？在文艺界各种力量之重新配置与组合上，你觉得团结与斗争是否配合得很好？对文艺家在生活、创作各方面有些什么改变，以及你亲自的体验？（二）抗战三年来，文艺上新的问题、新的论争：你注意到了哪些新的问题，新的论争？
其发生根源及其意义？对于那一问题、论争，你的态度如何？及能否作一初步结论？（三）创作上的新成果与倾向：你认为有哪些重要收获，这些收获是哪里来的？你注意到了一些什么倾向，其发生根源，好的如何发扬，坏的如何纠正？对抗战以后创作总成绩的估价。（四）对今后文艺的意见，不论是关于哪一方面，哪一点。”（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221页）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这个提纲的全文，意在说明，周扬即使是对待这样一件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考虑得也是如此细致、周到、认真，从中也可以看出处于党在文艺战线的领导地位的他统观八面、驾驭全局的能力。
作为学者的周扬，对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抽空抓紧时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于1940年春出版，编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作为“鲁艺丛书之一”印行。周扬极力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看来，“坚持艺术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结合，艺术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他的美学是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一，是值得很好地学习的。
此时，周扬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写两本书：《文学简论》、《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他非常希望组织上能够暂时解除他的职务，以便他能够有时间多读点书，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但是，革命的需要，繁忙紧张的工作，使他无法潜心从事艺术理论的著述，这个美好的心愿未能实现。就连他在鲁艺讲授《艺术论》的讲稿或提纲，也没有保存下来。就周扬个人素质来看，诚如朱辉军所言：“能写《现实主义试论》（1936）的人，是很可能成为一个思维缜密的纯理论家的；能写《论〈雷雨〉和〈日出〉》（1937）的人，也是很可能成为一个鉴赏力极高的批评家的；能写《巴西文学概观》（1931）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文学史家；能写《我们需要新的美学》（1937）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创见的美学家。且不说他翻译的《生活与美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译作，足可以使人认为是出自大翻译家的手笔！”（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忆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