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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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连几天，代表都采取昼伏夜动的方式，趁黑进入李公馆，在黎明之前返回博文女校。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大会作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份全文6000余字的报告介绍了北京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状况，汇报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和主要活动。在结束时，张国焘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的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各地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张国焘和陈公博的发言材料。
7月25日和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这时，会议初期的平静气氛被打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分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主义、了解*主义与宣传*主义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参加党的一定组织并担负党内一定工作，并不重要。大多数代表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建成一个松散的、软弱的学术团体。
其次是在讨论党的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时发生分歧。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国、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说：“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张国焘等多数代表不赞同李汉俊的观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有人认为可以，大部分人认为*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该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要求主席裁决。
张国焘也拿不定主意，便对毛泽东、周佛海说：“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
建党元老（8）
经过一次次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活跃”与“争论”是“一大“进程中的两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在起草时还是在讨论中，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人人都在争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谁都想坚持真理，谁都不愿意在争论中轻易让步。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党内干部谈起“一大”时曾经感慨地说：“当时*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都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的人也差不多。”但是，这些涉世不深、所知不多的青年都有一颗救国拯民、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正是由于拥有一腔赤诚的热血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讨论中趋向一致。
在“一大”上，张国焘的活跃与毛泽东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24日的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不像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著作。在张国焘引经据典、进行理论争辩的时候，他在聆听、思索。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由于注意力过于集中，有的代表在窗前向他打招呼也不曾看到，以致被有些人讥笑成“书呆子”、“神经质”。
虽然毛泽东发言与交锋不多，但张国焘对于他的智慧和辩才还是颇为忌惮：
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没有人否认张国焘的组织才能和煽动能力，但是他杰出才能背后的狭窄心理一直为一大代表所诟病。“陈公博”甚至认为，正是张国焘对李汉俊的无端猜忌，一度使大会濒临灭顶之灾。（略）
张国焘是第一个会见列宁的中央委员。他顽固反对国共合作，在*“三大”上栽了大筋斗，只得到40张选票中可怜的6票，连个候补中委都没当上，遭受政治上第一次滑铁卢。
1922年秋，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要求*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央研究后认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须派一位重要领导人前往与会。考虑到中央领导机构刚建立不久，百端待举，总书记分身无术，决定派张国焘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陈独秀给张国焘的任务是：通报中国共产党组建情形，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研究苏俄及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张国焘一行于11月初到达后，住进远东局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这幢招待所外表虽不起眼，但内部的设备却十分讲究，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还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取暖。此外还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
张国焘一行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将近两个月，还不见大会的召开。正当他纳闷的时候，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会议改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建党元老（9）
1922年1月1日，中国代表团启程，经过9天的旅行抵达莫斯科。车站内，满是激昂的乐曲，飘扬的彩旗，热忱的笑脸，热情的致辞，欢迎场面异常隆重。
1月21日，期待以久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开幕。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等16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片山潜和斯大林5人为名誉主席。
张国焘在会上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介绍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他说：“我们对这个会议，寄寓很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然会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然会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然会一举成功。”①
对于张国焘来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列宁的接见。
一天晚上，苏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首脑施玛斯基邀请张国焘、张秋白（国民党代表）、邓培（工人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等候在一个小客厅里。
等了一会，列宁从隔壁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胳膊，逐个与客人拥抱。对于这位旷世伟人，张国焘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无华，毫不做作，完全是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最高领袖。”
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发言，希望列宁对中国革命发表指导意见。
“我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事，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列宁的回答非常坦率，他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张秋白不加思索地说。
“你怎么看？”列宁问张国焘。
“在中国民族和*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不过，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若干困难，但相信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张国焘用了几个复句，想把意思表达得更严密。
由于复句太长，张国焘的英语发音不太标准，列宁没有听懂，于是倾斜着头向他靠近，想听得更明白一些。
看到列宁听得吃力，张国焘又重复了一遍。
会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告辞的时候，列宁亲切地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重大的作用。”
邓培不懂英语。
列宁指着邓培，对张国焘说：“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
这次谈话令张国焘终生难忘。几十年之后，他还以极其崇敬的笔调写道：
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1922年3月间，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恰逢陈独秀与马林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专程南下桂林，与孙中山举行长谈，商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返回上海后，他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我建议*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建党元老（10）
陈独秀坚决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和阶级基础完全不同，怎么合作？”
张国焘清楚实现国共合作是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他在莫斯科也表态拥护这个政策，但是他反对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
1922年5 月，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广州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在会议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再次提出*在保持组织和政治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强烈反对。
恼火的达林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者。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承认，孙中山政府是中国最*的政府，而陈炯明起的是反革命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立场对广州的代表有利，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支持孙中山的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关于“*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大”时的排斥态度，转为积极联合的态度，但决议案仍不赞成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方案，而是主张国共两党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
“二大”闭幕后不久，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尚方宝剑”——共产国际7月18日给*中央的命令。为了保密，这个简短的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②。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马林一个委任书：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