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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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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闹饕谌菔牵篨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了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挥,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回顾这件事指出:中央军委决定北上之后,张国焘命令陈昌浩采取截击行动。叶剑英参谋长接到这份电报后,连夜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以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北上。毛主席以后常讲这件事说:“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帅在此立了一功。以后陈昌浩知道毛主席走了,下令要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写道:
  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武力危害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当时随红三军团行动。她在《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奋斗》一文中回忆道:
  过了草地,住进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这天夜里两点多钟,传来紧急行军的命令,不许点灯,不许说话。原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过草地前在沙窝开了个会,他反对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而主张南下退向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过了草地,他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以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回忆长征》一文中写道:
  在班佑时,有一次博古、洛甫对我讲,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不同意。后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张国焘在会上同意了,但会后他又不执行北上的方针。到了阿坝后,他借口嘎曲河涨水和粮食困难,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机关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我接受指示后,就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的人准备好。

密电风云(6)
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说:
  (张国焘)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了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量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因为这份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①。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1997年有针对性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及细节: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南下。来电由张国焘单独署名,这就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并且要胁持中央一起南下,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待,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的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经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稞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钟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与周恩来多次讲过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报的事是很清楚的。
  三是南下电报。
  徐向前,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右路军指挥。他在1982年接受中央党史研究院廖盖隆等人采访时说:
  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 想看书来

密电风云(7)
关于“武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见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武力解决”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里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事实,我不隐瞒事实。
  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过去都是这样传说。但要南下的电报是有的,我们南下了,这是违反纪律,我们承认了错误。
  原本明朗的密电,一时间疑问丛生。从上述当事人的回忆情况看,当时至少有四个人看过这份电报:负责抄收的吕黎平、陈茂生,最先收阅电报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并抄在香烟纸上的毛泽东。按照逻辑推论,很可能看到了电报的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
  明确看到密电的吕黎平说是武力解决,毛泽东说是南下开展党内斗争,陈茂生去世前没有留下口述资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都已去世,剩下的关键性见证人只剩下了叶剑英一人。
  原四方面军负责管理电讯工作的宋侃夫坚决否认有“武力解决”一电,几次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明此事,建议中央有关研究机关趁叶帅健在去问清此事。1982年3月12日至4月2日,叶剑英在与军事科学院几位同志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历史: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同住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们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告诉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紧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①。
  这段回忆关键处用了“语气很强硬”、“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等词。这些词既鲜明又模糊,是指武力解决?是指南下开展党内斗争?还是强令南下?都有可能,都没有明说。究竟是哪一种,不好随意揣测和臆断。叶剑英把一个原本可以揭开的疑团又完好地保存了下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密电风云(8)
最有资格打开这个疑团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亲笔起草电报的张国焘。一个是指定电报的签收人陈昌浩。但是,这两个人都奇怪的只字不提密电之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用一种惊讶的笔调述及当时发生的事: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意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队的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②。
  张国焘把中央提前北上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身上。
  与张国焘诿过于人相反,陈昌浩在觉悟之后,特别是在西路军兵败之后,坦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甚至把一些不该他承担的责任也在负罪心理的驱使下揽到身上。可是他没有提及此事。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因为:一、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谈及密电的档案文献。二、这是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对密电的完整叙述。三、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发言,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是在所有当事人,包括张国焘在场的情况下当着他的面讲的。据原始文件记载,张国焘对此没有否认,他还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承认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了罪恶。
  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文证还是那份电报,所谓铁证如山,事实胜于雄辩。有了电文原件,一切自然尘埃落定,疑惑自消。
  其实,即使一时查不出电文原件,也无损于人们了解当时的危急情势。以上三种说法都承认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
  第一,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北上与南下之争。北上是中央两河口、毛儿盖、芦花历次会议反复重申的既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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