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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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一看地图就犯晕，更不习惯图上作业。他说：“消灭了第四师再向东打没有后顾之忧，还是先向西追击。”
徐向前听了好笑，范绍曾是典型的“川老鼠”，惯打滑头仗，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从来就是首鼠两端，根本对我军构成不了威胁。他耐心地解释：“现在敌只顾向后逃跑，我们向东追击根本没有后顾之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稍纵即逝，如果处置不当，就会放跑敌人主力。”。 最好的txt下载网
西征入川（10）
“你不要危言耸听！刘湘几万人的部队哪能说跑就跑呢？”张国焘开始上火，语气也粗了：“你们消灭了第四师再往东打，还来得及。”
徐向前感觉到了张国焘不高兴，但是他不忍心放走一年多来苦苦等候的战机，力图说服张国焘：“现在敌人拼命后退，跑得快，时间不抓紧，敌人是会跑掉的。从长远看，向东追击歼灭刘湘主力，对我今后作战更为有利。即使第四师跑掉了，也是划得来的。”
张国焘提不出新的理由，重复地说：“向西追击，首先消灭范绍曾第四师。范绍曾是土匪部队，很狡猾，搞慢了他会跑掉，先消灭他，然后再向东歼灭敌人第一、二、三师，时间上还是来得及。”
徐向前补充说：“我们征询过各军首长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十分一致，认为向东追击是上策。”
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方案，接过电话，想做点说服工作：“从我和向前在前面观察、分析、研究的情况看，还是左旋打刘湘的第一、二、三师好，这无论从当前歼灭敌人和以后对四川军阀的斗争来考虑，都应先打敌第一、二、三师。请张主席批准向前的意见。”
又是二比一，张国焘再次居于少数地位，不由地火了，大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关于右旋的理由，我已完全讲清楚了，我不愿意再说了，你们要听我的就照我的意见办，要不听我的就算了！”
张国焘停顿了一会，没有什么反应，估计对方没有听清，于是亮开大嗓门对徐深吉喊道：“告诉他们，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
关于此后的情景，徐深吉回忆道：
“张国焘的嗓门一大，陈昌浩就听出语气不对了，但听不清楚内容，于是，还未等我传话就问：徐参谋，张主席说什么呀？我也不好传原话，但又不能不表达张国焘的话意。我只好说：张主席要你们照他的意见办。张国焘听见后没有说什么，陈昌浩也理会了张国焘的意思，说：你传我的话，我们照张主席的指示执行，问张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我传话去，张国焘说没有了。双方放下电话机子。”
刹那间，形势逆转，一比二，徐向前的方案被否决。
张国焘松了一口气，但一个大量歼敌的方案就这样被断送了。
红军按照张国焘指示右旋，撵着范绍曾第四师打。范部素有“长跑冠军”之称，这次拔足狂奔，竟然在5天之内跑了400余里，只截断了一个尾巴，刘湘的三个主力师闻警后撤，退至州河右岸，构筑坚固阵地，与随后赶到的红军形成对峙状态。东线只打了一个击溃战，令徐向前十分窝火，又不好说什么，只有生闷气独自叹息：“可惜啊，可惜！”
东线反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未能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徐向前便把目光投到王树声、李先念指挥的西线。这期间，为了配合东线作战，西线红军以10个团的兵力奋力抗击敌军69个团的轮番猛攻，战斗十分艰苦。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除以陈昌浩率三十一军和九军各一部在东线牵制敌军外，主力由徐向前率领转移至西线，开始筹划西线反攻。8月28日，大雨滂沱。红军冒雨发动突击，连续突破敌两道防线，向巴中、仪陇、营山方向追击。9月11日，徐向前、李先念亲率三十军及九十三师克复巴中，已经插到了敌军斜侧面。徐向前准备搞大纵深迂回，让部队继续向深处穿插，直接横进至黄猫垭、旺苍坝一线，切断田颂尧、邓锡侯两路川军的退路，打一个大歼灭战：“在东线没吃上肥肉，西线再不搞一家伙，就太不合算了。”
西征入川（11）
这次，徐向前又遇到相同的难题。张国焘打来电话，令部队向正西北的长池方向开进，很明显，这是一种浅迂回的策略。
徐向前只好耐着性子，说明不能搞浅迂回，由于川军已成惊弓之鸟，且善于山路行军，浅迂回常常兜不住敌人，其结果很可能是追着川军的屁股打，越打川军跑得越快。
张国焘拒不采纳，讲来讲去，又把他*了，于是一拍桌子，怒叱道：“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
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
李先念知道总指挥心里窝着火，既不甘心，又有点顾忌，便怂恿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
听了这话，徐向前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他让浅迂回，那是去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错了我负责！”
黄猫垭声势险要，四周是崇山峻岭，一山当道，正好挡住敌人西撤的路线。红军和川军都深知抢占黄猫垭的极端重要性，不顾一切地冲刺。红军如占领该地，则川军两路纵队全成落网之鱼；川军若占领此地，无异走出了鬼门关。
9月12日拂晓，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军终于有约摸一个连的人赶到了黄猫垭。这个连不成建制，全都是各团跑得最快的人，就是他们先敌一步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蜂拥而来的敌人见退路被断，急红了眼，疯狂地发起集团冲锋。红军一度形势吃紧，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也难以稳住阵地。徐向前对李先念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李先念跟随总指挥五六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徐向前说这样重的话，二话不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了前沿阵地，组织部队，集中火力往下压，止住敌人的凶焰。9时许，红军大部队赶到，投入战斗，仅用半天就全歼川军十余个团。毙伤其旅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俘旅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用黄猫垭大捷为刘湘的六路围攻画上了休止符。
这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璀璨的一页。特别是它发生在1934年9月。环顾一下当时全国各战略区域的形势，就知道川陕根据地奇峰独耸的地位。
1934年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全面遭受挫折的一年。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抵达黔东时仅剩三千余人；贺龙指挥的第二军团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击，被迫放弃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转战至黔东与红六军团会合，组建为红二方面军，总兵力不足八千人；中央苏区自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外，每况愈下，到1934年秋节节败退，楚歌阵阵，在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后一个月只得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就更不用提了。与这些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苦战相比，张国焘确实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和理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渡过危机之后的张国焘急于报小河口受辱的一箭之仇，再次开展“肃反”。用绳索勒死反对派，成为他最开心的事情，他先后勒死了旷继勋、曾中生等几十位高级干部。（略）
仇视知识分子，大行愚民政策，张国焘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支惟命是从的军队。为此他精心挑选了“文臣武将”，纵容、骄宠他们，使黄超、何畏、李特成为横行军中的灾星悍将。
西征入川（12）
张国焘建立张家军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肃反”大杀反对派，二是在根据地和军队内推行愚民政策。
这个北京大学肄业的知识分子，特别仇视知识分子干部。他有个著名的公式：“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关于他憎恨、屠杀知识分子的原因，与他共事多年的成仿吾作过这样的分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张国焘在“改造”党、政权和军队的旗号下，大批地撤换有能力的干部。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例，他撤了省工农*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知识分子干部，川东老党员，曾任三十三军政委），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撤了省工农*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知识分子干部，老党员，当过旅参谋长，曾领导过南部钟升寺暴动和任玮璋部队起义），换上一个在县里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孩子向思爵；撤了省工农*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司务长祝义亭；撤了省工农*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一个文盲赵健章。张国焘亲手提拔的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主席，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这些工农干部虽然本质很好，对敌斗争坚决，但是文化低、能力弱、缺乏*经验，不能胜任工作。张国焘就是利用工农干部的弱点，建立他的军阀式的个人统治。
张国焘的军阀统治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从不把军队看作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工具，而是视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资本，因此，他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否认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在部队中竭力扩张他的个人势力。
2．从不把党管干部和德才兼备作为使用干部的基本准则，一切都以他的个人利益和好恶为标准，凡是无原则地跟随他的人，都被视为‘好干部”加以重用，团长一下子可以提升为军长；反之，凡是和他有过不同意见或者批评过他的人，一律视为“异己分子”，予以撤职、处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张国焘发明了“不识字的兵是好兵”、“听话的兵就是好兵”、“机关枪口下提拔干部”等理论，直接提拔一些打仗勇敢但综合素质不高的基层干部，如他看见第三十六团团长余天云打仗悍不畏死，就不问其思想作风如何，直接提拔为三十军军长，特别加以庇护。
3．从不把三大*（政治*、纪律*、经济*）落实到官兵关系上，其他红军队伍里早已清除的军阀恶习，如对士兵的打骂制度、命令作风，在四方面军中还有影响，特别是张国焘纵容的亲信部队还相当严重。
张国焘的愚民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知识分子最少、文化水平最低、文盲最多。对此，徐向前曾十分心痛，他在*中写道：
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如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舒玉章等）外，军以下几乎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画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分，搞“唯成分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当作样板，高抬到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去的。现在觉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全党推行。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入川之初，他亲自挑选了位抬过滑竿的年轻人，即熊国柄，发展成党员，一下子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了那样的程度，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
西征入川（13）
张国焘杀光了上过大学、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后，又把目光盯住发过蒙的小知识分子和进过私塾的土知识分子。
秦基伟，只上过一年的私塾，但是也被列入了张国焘的黑名单。1934年夏天，他刚由总部警卫团团长调任二七四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