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魅力人生:黄永玉八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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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问毕加索的画什么意思啊,他用鸟的唱歌来比喻,画画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讲出意思。不要为讲意思而画画。做展览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前,每张画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动的意思来,太可怕了!现在的好处在于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人追究了。是吧?
记:您近五年来,在北京和凤凰住得比较多,题材多以荷花为主吧?
答: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像何孔德他们,画战争要重视题材。荷花无所谓题材,在哪里都可以画。
记:画这么多荷花,想表达什么心境?
答: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所谓表达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画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不讨厌,我就不停地画而已。人家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
记: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释。有的人一生都在画一样东西或画几样东西。
答:传统中国画就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这是公开的;在外国就不行了,如果一个人仿梵高,仿莫奈,那么画一辈子他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是写在画上,传统不一样。
记:西方比较提倡创新的。
答:我们也讲创新。但创新这个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一个人有多少创?创什么新?不存在创新,不同的风格而已。一个人起了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叫变法。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有一本书,照着它来画,人家说是创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创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的概念,只承认好坏的概念。
记:同龄的画家您有比较喜欢的吗?
答:李伯安。他是晚辈,但我当前辈一样喜欢他,是了不起的画家。周思聪也不错啊,她是我的学生。我讲我的观点给你听,我的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不像政治生活,拥护共产党具有伟大的意义。画画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文革〃时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说我画画是为了快乐,当时我在台上,我没法说话。若是现在,我一定请他吃西餐,他说对了,画画没有快乐的基础就不能画,他说我过于开放。最近我写了《快乐论》,描写中国人的快乐方式,等会儿我拿给你看。画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要是画画总想着不愉快、倒霉的事就没法画了。批判我的时候,我在被动的状态下没有办法,不能说这个。我在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壁画的时候,人家替我感到重要,访问我,问我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画了八个月了,我就希望赶快完成,否则工程来不及了。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人不可能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哭。〃当然艺术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的。
记:广东画家您看得多吗?
答:我很少看展览会,很久没有看展览会,就是那一次在北京,之后就没有看。在自己家里挺高兴的,我干吗看展览会呢?
记:林墉的文章也好,画也画得好,您喜欢吗?
答:他的画很好啊,文字也好,家也好。全家都是画家,人也好,他很爱自己的妈妈,林墉的集体像一棵快乐树。
记:我看您的东西时,觉得您对狗有许多感情,那您觉得在狗的眼睛里,人有哪些比不上狗?
答:狗单纯得多了,狗真正天天想你,人就不知道了。人一回家,它就会过来。狗都有各自的脾气,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我有一条老狗在北京,我要离开它了,它知道我要走了,用脸贴我。凤凰有一条狗,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咬我,不一样的,你可以感觉到,感情很真挚。狗的最大特点是,狗是不嫌家贫的,讨饭它也会紧跟着你。人就不用说了。狗没有利害关系,不复杂,争领导权的时候狗也会打架,得到了领导权之后就不打了。我家的狗领导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很快就会退位。我也养猫,对付老鼠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记:您说过惩恶是最大的善,有一次在老家您要打架,把人家吓得关门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惩恶的方式有几种?
答:我管不了这么多,政府会管,这是政府的事,耍赖的事政府管不了,我管管还可以。听说有个厂家在我们那里要搞个化学工厂,要把剩余的残渣放到山洞里,山洞是通向沱江的,那还得了?怎么办呢,打它一下去吧,把它的办公室给砸了,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沱江的河这么好,怎么可以污染?这样下去旅游的人怎么受得了?现实不像金庸讲的那样,一拿剑就解决了事情,不可能的。
记:1982年的时候金庸第一次回北京,他特意去看过您?
答:是的,对。
记:您跟金庸共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3)
答:普普通通,他这个人是不大讲话的。办公时我们的桌子并列着,那时他写影评,有时问我一些事,我认为他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他怎么能写小说呢?他的才华写小说是浪费了。
记:那您觉得他的才华在哪里呢?
答:我讲一个例子,在读初中的时候,他编了一本《初中会考指南》,全国流通。我当然不靠这本书,我本来就不读书。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是杰出人物,他很想搞外交工作,可惜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去外交部毛遂自荐。要是真搞外交,他一定是一流的。有一次拍杰出华人,问我金庸的情况,我就说他不应该写武侠小说,后来电视把这段删掉了。
记:他是您的同事里最杰出的吗?梁羽生怎么样呢?
答:梁羽生更不能写小说了,他是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的一个人。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他就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那时查良镛还没有动静。
记:还有陈凡。
答:陈凡不写小说。他很有学问的,作作诗什么的。我在那里是客串,我不是正式的职员。左派的报纸吗,免得人家把我当成右派。
记:您为什么回到北京呢?
答:我来来回回总要回北京,人家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就不想走,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干过。
记:您这辈子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答: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人家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整整误了25年,80岁的年纪,自己成长过程从小到20岁,睡觉睡了一半,睡了二十几年,还有什么呢,10年的干活时间。我不是懒惰的人,每天干活,碰到这种倒霉事,没办法。最近一个老作家说他洗澡就洗了好长时间。洗澡人人洗,他把洗澡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要?浪费时间呢!他还很得意。我上半辈子被日本人追得到处跑,谈不到游山玩水;下半辈子上课,带学生体验生活,年年都要去。〃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出去。但到哪都是工作,去意大利和法国,可能看一次博物馆,卢浮宫、凡尔赛宫顶多去了一次,全是工作。
记:〃文革〃时在北京您受到冲击,您太太想让孩子和您出国,您坚持不走,请谈谈这个情况。
答:〃文革〃开始时,把所有文化人关在一起,叫〃社会主义学院〃。所有老前辈都关在一起,夏衍、周扬、田汉等。好多人住在那里,北京郊外。我们来往很多,马思聪是音乐学院院长,我每天向他借《参考消息》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放回学校。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学马思聪,说他逃跑了,到巴黎去了。我想怎么跑的?全家都跑了,这么奇妙啊。是广东的一些好人从珠江三角洲那里帮他走掉的。我的全家也跑了就精彩了,我心里可真想学。那时是受尽了侮辱。对马思聪不公道,像对老舍不公道一样,共产党一直重视他,原来重视,后来拉下脸皮忽然不重视了,当然他受不了,就走了。可是,对我基本上还可以。打我的也不是美院的学生,是别人打的,我自己也很珍惜,工作很努力,当然在党的领导下,不想听的话我也听了。他们一边认为我教得好,一边说我是资产阶级教课方法,这大家也能理解了。沈从文是从开始就对他不好,后来更不好,他也没觉得怎么样。老舍不同啊,他那碗汤调得很妙的,再加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点,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是很受重视的。
记:沈从文对您早年影响大吗?在1952、1953年,即在回北京之前?
答:影响不大。主要是左翼影响了我。他在北京当教授很多年,我和他到了1946年才有联系,小时候见面也不算。前几天我还谈到,解放前,我们党的领导就像叔叔伯伯一样,在这样亲切的领导下,我们奋不顾身,一切全都是自己管。一声令下,马上就做。解放后,有吃、有住,自己为什么却感到这么压抑呢,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呢。
那时候,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炮火连天,炸弹在后面炸。看到很多这种事情,人的心地就残忍了。人生就是这样,残忍的,人的行为里面有不可理解的残暴。这么多年感受了很多,尤其是国民党时期,看得多了,也就从容了。解放以后,多少年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有经验了,用过去的经验来对待情况了。〃文革〃时把一个老校工钉在上面死去了,我们听到后只是〃哦〃了一下。
记:好像您在诗里写,像是听到狗死去的消息。
答:是,重庆的马帮里面有一马拉了三十年后要死了,所有的马都在叫。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在电视中看见了狮子在追梅花鹿,咬死后拖了它就走,感觉已经不是生命了,周围的羚羊照样吃草不误。搞运动也是这样的,〃文革〃时谁死了,大家不都是这样的表现吗。文革时,有一次下大雨,我在等车,看见一个孩子,才十五六岁,背了一个大背包,另一个中年妇女。我们三个人,对面一个女孩子,淋着雨,中年妇女问孩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