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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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老人从秦城监狱赶出来后不久，在一次小茶会上，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等会一起走，去看我的漂亮小孙女。”如今，这小孙女已在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前年底，我抵京不久，她给我送来两本王尘无的书：“爷爷说，‘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在你所编的报刊发表的’。”这位要片言只字的小姑娘便是老夏的漂亮小孙女。
说起老人之家，除了他那一辈有七八个兄姊之外，可以算是计划生育之家，他有一男一女，儿子女儿生的也都是一男一女。现在政策改变，第三代只能生育一男或一女了。
老人对他的姊姊是很尊敬的，他以八十余岁高龄，为了他姊姊的生日（另一次是什么？忘了。那时我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去的。
我认识夏太、阿咪、大头（夏子，沈旦华的小名）的时候，是抗战后期在重庆临江门顺昌里。那时我和盛家伦、小丁住在一间约二百尺的房间，我们睡在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三人盖一条被，早晨把被一提便是大袋棉花。有一天夏太母、子、女三人来到，小丁正好要跟剧社远征成都。于是我们让出大床，家伦改睡写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皮在我的面前逗乐。我生平怕蛇，吓得大嚷大叫，阿咪却为此受到老夏一顿大骂，可能还轻轻打了几下。这阿咪，是老夏最宝贝的女儿，终老人一生，除抗战中的六年，阿咪去苏留学几年，在秦城监狱九年，其他时间，父女一直是在一起的。
但那条小蛇皮却促成四德村依庐在二十天中迅速建成，依庐分左右“两单元”，每单元有一客厅，一卧室兼“书房”，靠老夏屋旁有一厨房（我不用），一厕（共用）。那时他儿女都已上学，老夏怕他们在学校跟国民党子弟搞阶级斗争，凡有人找他谈问题，他就使用我的屋子。
阿咪喜爱宠物，她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兔子，兔子死了，她给它埋葬，砌了一个小坑。可是大头颇有英雄豪杰的气概，捋起袖子，用一口四川腔：“杀来吃掉！”也是用四川腔对我尊称“唐老人”，后来他妈和阿咪一直以唐老人叫我几十年。那时我是三十一岁。
有天，白杨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来看老夏，大头瞪大眼睛，靠着我的房门又用四川腔自言自语说：“哪里来NUN个（那么）好看的女人。” 老夏轻声说：“糟糕，将来会不会是一个好色之徒。”
如今，五十余年过去，他只娶了一个苏州美女，阿咪则配上了我们的好友才女赵慧琛的弟弟。
老夏坐监，必然要牵连家属，苏州小媳妇带着婴儿被打发到唐山一个矿区当矿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这个婴儿异乎寻常地大哭，他母亲只好起床喂奶，正在此时，她发现土地在微微摇动，她连忙抱了小孩往屋外跑，到了空地上，一个轰雷之声，房屋倒塌了。
俗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九八一年我与叶浅予、浅予的孙女、龚之方、我女儿结伴经苏州乘船到杭州，转富春江，过浅予的老家桐庐画院，再到千岛湖旅游。过苏州时，我与女儿、浅予孙女到大头的岳母家去看老夏这位有后福的孙子，他警惕性很高，只有在小妹把照相机给他做抵押之后，他才让抱。
我和夏太也有过一点小矛盾。我这人患贱，爱穿破衣服。五十年前花六百港元缝制一套西装，穿了几次就让蛀虫啃吃了。十多元一件衬衣，一穿十五年。有一回我在依庐屋前空地上晒衣服，夏太看到许多新衬衣，就悄悄用小指头在我背后衬衣的破小洞中一勾，顿时衬衣裂成两爿。我大吼一声，把她吓哭了。
解放后，我每次去看老夏，只见她都专心一意在画画，画仕女图。夏太啊，在这暴风急雨的时代，你怎能画这些东西。在红卫兵抄家那天，她吓坏了。她曾经陪着老夏经过悠长的岁月，但她几时才曾看到这样的大阵仗。她全身战栗，坐在她平时暗藏私蓄两根小金条的床边，抄家者一看，料有蹊跷，于是连这东西也被抄去。（我在打扫厕所时，听到了两位抄家者的得意谈话。）
这地球似乎变小了。三年前，我们到隔开美国与加拿大的底特律河的中间一个小岛上的儿童乐园，遇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白白胖胖的年轻姑娘，一谈之下，知道她是北京一所工科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中，有一位便是大头，我才知道他是工科大学的教师。老夏留日学的是工科，现在儿子接了他这方面的衣钵，女儿则接了他另一方面的文学衣钵。
老夏的信终于偶然找到了，它夹在一本照相簿中，作为永久纪念的意思，信封则只有等待第二次偶然了。
睹物思人，惆怅不已。
回忆“左联的日子”（1）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我几乎每夜都做梦，连午睡、在电车上、渡轮上打盹也做起梦。有美梦，有恶梦，也有连续梦。绝大多数梦境在一醒转时便忘得一干二净，也有一记便记住几十年的。在做恶梦时梦里曾经催促自己快醒；在做美梦时却告诫自己赖着，想极力留住美梦，但总是留不住，追不上。有两个记得最长久的梦：在一座万丈高山上，这山像一颗椭圆形大石蛋，水从山上奔流下泻，我便斜躺在水面往下直冲；在清澈的海水中，我傍着一艘大轮船而行；五彩缤纷的鱼群也在我身旁游弋，轮船过土坎不能前进时，我便帮助推动。
梦境，不论是美梦还是恶梦，几乎是轻抚我心灵的一双温暖的手。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也有过梦的追求，那时，你在前面紧追，我也紧跟着你的身影。我们终于追到了一片绚烂的光彩，我们正在雀跃欢呼的时候，那光束却碎裂成一堆堆败絮。
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帮助人家搬进一排排新颖的小屋，我力大无比，一手抓起一只大箱子，健步如飞。正在干得欢时，我的糖尿病的尿频折磨着我，我醒了。待我从浴室回来，躺上床，我的梦又继续。如是者四五次，我仍是做着同样的梦，就像电视连续剧。我曾经多次做这样的梦。
昨夜你来入梦了！你坐在床边一只大躺椅上，我则坐在你的床沿，我们在轻声聊天。但这地方很生疏：一长排大房间，空荡荡，没有墙和门，只有一长列矮门坎，外面是一条宽大的长廊，有十六七米长，另一面是一列长窗，你的床和躺椅就在这过道上。我们谈着谈着，你抬起头来，似乎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忽然从你床边走过一个人，你便把话头转移了，等那人走过，另一阵脚步声却把我催醒了。
躺上床，我想再做那连续梦，却一直不能入寐。刚才那个梦怎么追也追不上了。
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重读你的《懒寻旧梦录》，我把时光拨回六十六年前。一幕幕往事如梦如烟，凄凄迷迷，惊险、紧张、欢乐、振奋、幻灭、悲伤都交织在这六十六卷长剧中。
那时，一个刚刚踏进社会的无知青少年，仅凭血气方刚，热爱文艺，经印度洋、太平洋，万水千山，闯进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并且蓦然之间拜识了一群文坛精英，恍惚一场美梦，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一、结识大批文化名人
就在热闹的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更新舞台”的后楼上，这里是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总部。我结识了大批当时名闻全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华汉（阳翰笙）、冯乃超、沈雁冰（茅盾）、钱杏（阿英）、郑伯奇、戴平万、周起应（周扬）、沈起予和你等等几十位，其中和你、潘汉年、阳翰笙、阿英、田汉、孟超、杜国庠等一直深交数十年直到你们故世。如今你们都在天堂聚会了，将来我能不能也到你们那里再为你们打杂呢？
那时，我从一个炎热的地带来到上海，迎接我的竟是一场罕有的大风雪，我怎知这场风雪是预卜我的一生。
你以“福将”知名，我可能也沾了你的“福”光。我到达上海三天，一位翩翩小开——潘汉年，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为我安排了生活、工作，我便住到老西门周全平老板的西门书店阁楼上，当起书店小伙计。当年周全平和潘汉年、叶灵凤是创造社的三位有名的小伙计，现在周当起老板了。
半年之后，“左联”成立，潘汉年把我带到这个新地方，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另一位也和我一起到这地方当“盟徒”的青少年丁锐爪，他的兴奋也不下于我，我从他眼眶里的泪光可以看得出来。（这“盟徒”是我从学徒套出来的，有别于“盟员”，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整理文件、抄抄写写。）这里充满活泼，紧张，祥和之气。每个人都显出慈祥的笑脸。我们很愉快地工作，有时一直到深夜。我们依旧住在西门书店阁楼，一早匆匆用开水泡了小半碗泡饭，吃完便走。周全平倒没有什么，只是他老婆每天都瞪着眼睛送我们出门。
不久，火热的“红五月”来了，这个月从“五一”到“五卅”有几个大纪念日，每次都规定要全体参加。机关内也更热闹了。本来平时你和阿英、汉年等就比别的人更多露面。这一时期，就更多出现了。
二、“五卅”示威被捕
在南京路上的“飞行###”，有过大损失，也有安然收兵，喊几句口号，一开始就散了，四边都是大公司商店，人群拥杂，红头阿三再高大也看不出谁是谁非。到五月尾，上得山多终遇虎，这次是“五卅”，必须到杨树浦工人区示威。可是当我到达集合地点，脚下尚未站稳，威未示出，号未出口，领子已被一只大手抓住，还是印度阿三，路旁排着几辆黑色囚车，满载而归。
我们这一车人在看守所卸下时，那间临时大牢已经有七八十号人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彭康也来了！”只见一个高大的人，昂首阔步，被押上大楼梯，此时，全监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歌声震荡着整座监狱，彭康的脚步也似乎在为歌声拍板。
在牢狱中示威竟是最安全的，那些在一旁观看的巡捕、红头阿三也傻了，他们也不想把这些示威者赶出去。
上法庭了。那时我既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在海船上半个月向一位同船的四川人学了几句川话，在法庭上也用不上，我只能一问三摇头，有时说一句法官听不懂的潮州话，于是从被告栏里被赶下来，有人写个条子告诉我：判决关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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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左联的日子”（2）
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剃光头、洗大澡、换新衣，关进了一个三四米左右的铁栏“笼”里，同住的人叫左戈，从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在地板上刚坐下，饭就送来了：是一只又窄又高的薄铁饭盒，这伙食比我在外面的好多了。据左戈介绍，饭是红米加油蒸，菜是一块红烧肉、卤鱼、焖蚕豆、青菜，每天一换，四天一转。
左戈先教我听上海话，然后向我宣传革命。他对彭康被捕，起初认为大人物不应如此轻易牺牲，他又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似乎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三、坐监六个月出狱
六月很快就来到。我的上海话可以和他对答如流了。他千叮万嘱我绝不可以立刻就到机关或熟人家里去，要注意身后有没有人盯梢：为了保护同志，也为了保护自己，免得马上又回到原地——监狱。
我没有去“左联”机关，我在南京路踯躅，入夜，我到北四路坐在一位同乡的靠街大梯口，深夜的冷风把我一层层地吹上去。第二天睡了一个上午，下午到光华书局去投信给潘汉年，第四天我便和他接上了头。他叫我不要到“左联”去了，又吩咐尹五在四川里为我租一个亭子间，接转文件、宣传品。（柔石所住的一个楼下，是我每天必经的地方，我们在他家里偶然一次相遇；在你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我们又有一次在胡考的编辑室意外的邂逅。此后便各自走各人的羊肠小道或者是独木桥，但是我们总是互相呼应着，我知道你的来踪，你知道我的去影。）柔石被捕，潘汉年叫我丢下东西离开，这一年，我换了四五个住处。你在与潘失去联系的同时，我也和他断了联系，他本来想带我去苏区的，后来说交通有麻烦便吹了。
这时候我住在一位同乡郑应时处，他是郑正秋的亲人，也是蔡楚生的同乡，于是我便获得一些电影消息，我把它写给袁殊的《文艺新闻》，他很高兴，我也不时去《文艺新闻》坐坐，但我没有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