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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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二流堂”
吴祖光在香港发表了题为《反右大案——“二流堂”真相》的文章，因为它同时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发表，所以香港、上海的朋友都写信告诉我。
其时，苗子、郁风夫妇适来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极力怂恿我写一篇，从我的角度来谈“二流堂”。我不敢写，因为它既无政治意识，又无学术性，刊载在那样的刊物上，不大合适。“二流堂”究竟是什么，正如祖光所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但政治庸人们对“二流堂”的宣传，却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最成功的宣传范例，此后便江河日下。
戈贝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事实”的伎俩已破产，人们已学会从反面去找出真实。
我从未渲染“二流堂”，但当友人向人们介绍的时候，我便受到不应有的肃然起敬，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只是这几年脸皮才厚一点。
它使得一位知名的澳洲汉文学家白杰明要以“二流堂”为内容著书立说；两位法国专家白霞夫妇声称马上就要加入“二流堂”。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间，白杰明由《大公报》副刊主编潘际炯兄陪同到我在香港的住处，满脸不平之气，问我，“二流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要写一本书向全世界控诉这一荒唐事件。叫我怎么说呢，我只有嬉皮笑脸向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然后捡了两份刊登《砸烂中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和《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的《人民日报》，几份“文革”时期的小报，还有祖光的一首诗：
中年烦恼少年狂，
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
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那是一九七二年底两个穿解放军服装的“中央专案组”人员到干校逼他写“二流堂”材料时他写下的。这两个人接着又找我再写“二流堂”材料，我给写了一份。两天后，他们退还我，叫我抄在一种特制的稿纸上，这种稿纸的格子就和印《刘少奇罪证》的稿纸一样，我的原稿则多处被用铅笔修改，“是”改为“不”，“不”改为“是”，但我仍照我所写的抄，取稿时一人拍案大怒，并找我的“上司”细声指示。
夏衍老人出狱后，我曾将此事告诉他，他说：“项庄舞剑，意在周公。”
两位法国专家白霞夫妇，其中白霞曾为我主编的《新天地画报》翻译白桦的诗，一九八二年我在我家斜对过的翠华楼设便宴请“二流堂” 诸友，她在席上宣称要加入“二流堂”。我说：“敝堂从未有洋人入堂，此事需请示才能定夺。”她说：“我一定今晚就要加入。”杨宪益不知是否是有意为我解围，借口酒太少（酒楼竟无酒），将赵、白霞、丁聪、冯亦代、陆浮等大批人卷到他家继续尽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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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二流堂”（1）
“二流堂”虽与我直接相联，但因为它后来的声名煊赫，名震一时，我也不敢包说，还是先听听有关知情的人们评说议论罢。
夏 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还养了一头名叫来福的狗，我们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这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风雨茅庐中写的。
“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文艺戏剧界朋友们，称赞他居然成了一个建筑师，他也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用这笔钱又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后，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间房子无偿让给了进步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扬生。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的重庆谈不上有文艺界###的地方，朋友们碰头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的地方。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块风水很好的福地，因为在这儿住过的人，除盛家伦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还能活到现在。（见夏衍：《懒寻旧梦录》）
盛家伦
这里就是“北京二流堂”，戴浩已经给你堂主留下公馆。［唐瑜按 ：我到北京时，戴浩在栖凤楼下给我留了一套带大厅、睡房、浴室、院子的房子。那时我在部队宿舍，此屋一直空置。后来八一厂向苏联订购的电影材料，只来了一批乱七八糟的药粉，无处堆放，把这一百余米的房屋堆满了。邻居《新民报》的职员写信到军委告状，说我在栖凤楼搞囤积居奇。药粉搬出后，此屋乃让与苗子、郁风入住。前屋厢房住吴祖光、新凤霞，楼上住盛家伦、戴浩、虞静子。］
徐 冰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 ：“你有什么困难没有，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一九六○年，正是饿肚时期，影协搞了一批参考片，想促进创作人员参考、研究、讨论。他给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猪肉、油、蛋、糖、烟等，他说 ：“你再搞个‘二流堂’吧。”于是影协辟了一个小卖部，每次放映参考片便有一批“义务工”包饺子、卖烟等。边座谈边吃点心。
廖承志
在看参考片时，他说 ：“你又搞‘二流堂’。”然后在我耳旁轻声说：“你真是死不改悔。”说完哈哈大笑。当然，没有多久，运动说来就来，那些吃过饺子的人有一些便给我贴了大字报。
潘汉年
一九六三年假释，在我家遇到孙师毅，有一次他们谈到“二流堂” 和吴祖光被整的事。潘说：“其实唐瑜的哥更像‘二流堂’主，‘皖南事变’后，他在香港给旅港剧人协会一笔开办费，在仰光不仅对一批人免费吃住，后来还发零用费、制服装。”［按：潘汉年在港与我哥谈在仰光挂一块空招牌，由我挂名当总经理。招牌挂出后，重庆文工会、制片厂，陆续来了金小言、摄影师吴蔚云、张光宇、丁聪、胡考等，联华四厂的摄影师和导演；胡考是从延安来的。买卖也撞上门来了。有一批汽车期货急要出手，我哥答应调动一笔款子，两个月的时间。赚了不小一笔钱，便买了一个小印刷厂、小机器厂和一批香港影片、苏联影片（后来我把这批片子用流动放映队到小市镇、农村巡回放映）。吴蔚云在机器厂研制幻灯机。这时又来了赵和他的前妻、张光年、李凌，我们原拟合作出版一个刊物叫《南风》，后来因故停止，李凌则到小印刷厂编辑出版《新音乐》；赵留下其妻，自己当独行侠去了。仰光忽然来了一个骗子冒名常任侠在骗华侨捐款，张光年便离去并与该骗子笔战。当时还有徐迈进在仰光。他是正式由地下党派去的。］
周恩来
他初次在北平见夏衍时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
陈曼云
解放后，她看到我在后海旁建一座花园洋房，那时刘少奇曾提出鼓励私人自建房屋，我买了一亩多地，本想送给新影，钱筱璋不愿接受，我又自己设计修建。云姐说：“刚反‘二流堂’，你又建这个大厅，又有秋千，又有花圃、花池、葡萄架，太招摇了。”她于是介绍一个印尼华侨十五间房子给我换，并付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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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二流堂”（2）
刘芝明
当年他是挂帅审查“二流堂”及所谓小家族的。“文革”中红卫兵叫他介绍“二流堂”的问题，他答：“不知道。”红卫兵当场给他一大巴掌。
乔冠华
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一九四八年于香港）
吴祖光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杨宪益
杨宪益戏说“二流堂”：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钱难进“二流堂”。当年曲误周郎顾，今日装聋改姓唐。
“二流堂”在哪里
要说“二流堂”，先得说说它的所在地——战时重庆中一路下坡的“碧庐”。可惜世事沧桑，万物变迁，只留下这张“二流堂”的照片，大概算是“海内孤本”。站在院子里的是名演员吕恩，右上角的窗口是一间统铺，盛家伦、沈剡、萨空了、沈求我、唐瑜都曾住在这一间，对着这个窗口二十几米远的坡上，是一间竹棚，每天有几个人在打麻将，眼睛注视着这个窗口和进出的人，那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站。
楼下的窗口是金山和张瑞芳的睡房。吕恩左边是正门，里面是一间二十余米的大厅，楼上左边的窗口是唐瑜的睡房，接着是吴祖光、吕恩、高集、高汾的睡房，靠北面是烧饭、洗脸的地方及地下室的楼梯，一楼的骑楼，二楼的大阳台。
“二流堂”隔座是一座小洋房，再下是大“二流堂”，有两个二三十米的厅，大而无用，后来就卖掉搬到这座两层楼。
夏衍老人住的“依庐”则在上坡距“二流堂”约二百米处。
住过“二流堂”的人，真为此名之累，有人甚至以为这些人是在那里泡抗战，我现在把这些当时住过的人的情况简介一下。
盛家伦，著名音乐家和著名歌唱家，因演唱当时进步影片《夜半歌声》的主题曲而名闻遐迩，并为抗战歌曲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因工作关系挂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曾为“中制”多部影片配乐、谱曲，为夏衍等的戏剧作曲。沈剡，中国艺术剧社灯光师。高集，《大公报》记者。高汾，《新蜀报》记者。吴祖光，其作品《风雪夜归人》等演出震撼重庆。吕恩，青年剧社演员。金山，中国艺术剧社头目之一。张瑞芳，重庆四大名旦之一。沈求我，一名才子，以为刘德铭真是抗日英雄，被骗任其秘书，后任邓宝珊将军秘书，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民革副主席。萨空了，民盟要员之一。唐瑜，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出版宋之的、吴祖光、张骏祥等人的剧本，由冯亦代帮他在中央钞票厂印刷，业余建筑师，建造房屋五座半。还有一位女画家方菁和两个小女儿，她们是名导演贺孟斧的妻女，由成都来办丈夫丧事的。还有一些临时客居的客人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戴浩、黄苗子、郁风，他们都各有很好的住屋，但因为时常在一起聚会，因此也被列为“二流堂”的人。
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得名也不过是一时的偶然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也是我多事之罪也。
“二流堂”戴上大帽子
揭批“二流堂”的号角首先是由当时的《人民日报》吹响的，这一响，“二流堂”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人言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的大怪物。
党报的声讨“二流堂”檄文洋洋七八千言，岂可等闲视之！年前一张二百字的大字报，便使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主席寿终“歪”寝，其严重性可知。
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着“文革”中那个有名的“卫东”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触目惊心，在特大字标题之旁又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 ：以伪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