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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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发刊词说：“看生活，放眼世界，目击大事。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人的姿态。看人类的创造。高坝和月球上的阴影。赏心悦目地看，骄傲赞叹地看。看！从看中得收益。”
与美国自由生活方式对立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强调照片的作用，他们创办了《信号》杂志，类似《生活》，以图片故事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国社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还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徕卡相机，隆美尔宣称：“我永远不会拍撤退！”（Never shoot my retreat。）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一批背徕卡上前线的将军，从被汽车撞死的巴顿将军，到在冲绳战死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
但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社会需求已经发生改变，不但电视、互联网加入新闻竞争，传统平面媒体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码技术使图片获取、传递的成本急速降低，即使最小的新闻媒体，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媒体公司，也能廉价获取并传输数字图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华社为主体的传真照片必然瓦解。因此，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具有接近“语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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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4）
什么是“传真照片”？就是在第一时间拿照片说事儿。作为新华社传真编辑，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我把自己亲手拍的照片当做“语像”的支点，然后在这个支点之上行使“话语权”。。
有同学问我：西方有没有“语像”？没有。他们肯定没有，他们不需要语像。首先，西方是科学的民族，常年泡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古罗马的法学里、犹太人的《圣经》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则。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各种艺术门类登峰造极，很难有新的突破。
英国早就发明了《大宪章》，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领域不许说，不能碰。如今科技发展，读图时代降临，互联网博客、手机短信……国家开始给人民说话的机会，这是“四人帮”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语像”，犹如小孩子的看图说话，可以练习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逐渐摆脱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冷战思维。
通过第一手的直接接触拍摄到的令人震撼的影像，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语像”。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我第三个愿望》、《我的诺曼底》，一本一本地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早已对这种写作深恶痛绝。他们骂我重度抑郁，可我脑子清醒得像刚擦过的一块玻璃。我就是不写，我一个字也不写，就不写。编辑没有办法，回家仔细研究我发给她的照片，最终同意“一个字也不写”。
我的编辑是写体制内宣传文章起家的。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第四军医大学有一位学员，救了一个掉在粪坑里的农民老大爷，自己却淹死了。这名烈士叫张华。大学生因救一个掉进茅坑的老农民而被淹死，不具有多么大的新闻性，肯定没人看，可是解放军能妙笔生花，把这个提升成“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张华升华了。
作为《解放军报》老记者、《华人》杂志总编，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她知道什么具有潜在的价值。她陪我到王文澜家，王文澜请我吃驴肉火烧，让我把照片收起来，不要进行任何剪裁，也不要再给别人看：“锁起来，等着它们升值。”我一直把王文澜尊为“老佛爷”，老佛爷这么说，那我的照片肯定是能说话了。王文澜说你要不信，去让贺延光看一眼。于是我立即开车，从王文澜门头沟的家，开到南五环贺延光的家。贺延光看了后，也说，这些照片能说话。既然能说话，我就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编辑同意我出一本“一个字也不写”的“语像”。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行》，标志着“语像”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版一印6000册在三个星期内销售一空后，再版加印。《世界是平的》全黑白，卖56元一本，没图；《一个人的远行》全彩印、108克亚光铜、进口荷兰板、韩国油墨……100元一本，同类图书没有这么便宜的。此书雄踞卓越网畅销书排行榜。
“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
我是职业摄影记者，不务正业，出了一堆畅销书。由于身体问题，我日益厌倦写字，甚至仇恨写字，一提写字脑袋就要爆炸。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最初我没写一个字，这200多张照片甚至不是我选出来的。2003年，我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从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经樟木回到西藏。我反对集体活动，认为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才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本性。这种感觉最初是在采访海湾战争时出现的，我在《我从战场归来》的自序中写过：“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最多，最聪明伶俐。洋人普遍傻，简单，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笼罩一生。而中国人个个精明，国家政权推动全民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把大量精力用在尔虞我诈上。可世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适用于国际交往。不仅不适用，而且走向世界时可能还会找揍。
新闻时代的旧事（25）
2001年，我的一位朋友，《中国民航报》的刘建峰，到乌兰巴托参加民航开航十周年纪念，一下飞机就惨遭暴打，整个代表团都惨遭暴打。刘建峰被打得到处跑，后边蒙古人紧追不舍。逃进一个小饭馆，里面的人叫他赶紧说“不是中国人”，这才逃脱。原来有人把《三十六计》的原则用于商业，倒腾假冒伪劣羽绒衣、二锅头。他是赚到钱了，可冻坏、喝死不少蒙古人，在乌兰巴托犯了众怒。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却连累所有中国人跟着挨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故事。侩垣直治是剑道高手，身挎长剑在街头昂首阔步，迎面碰到坂本龙马。坂本龙马对侩垣直治说，现在室内缠斗越来越多，所以短刀要比长剑更有用。侩垣直治觉得坂本龙马说的有道理，回家换了短刀，再去见坂本龙马。坂本龙马什么话都没说，掏出手枪开了一枪，吓得侩垣直治大惊失色。过了一段时间，侩垣直治带着手枪拜见坂本龙马。这次，坂本龙马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直治看，说你那个已经过时了，现在统治世界靠的是这个—《万国公法》。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跑马占地、画地为营的浪漫日子已成历史。毛主席时代研制的原子弹、氢弹，是否能打中克里姆林宫、白宫很难说。由于冷战格局，世界政治发展不成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做也就做了。冷战以后，以“革命和科学”为基础的萨达姆宪法遭人质疑。萨达姆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要阿拉伯“民族统一”、“民族复兴”，“小样儿”也想弄两弹一星。单凭这个想法，“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萨达姆就被当成打鸣的母鸡被绞死。其他抱有类似“革命”、“科学”民族复兴理想的伊朗、朝鲜、利比亚成了被吓的猴子。
根据我发明的“语像”原则，我的编辑把几百张照片压缩成JPG格式，再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的200多位朋友，请他们每人挑一张照片写一段文字。观点不限，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编书方式不理解，很多人好奇，要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博士，连续五次发来邮件要求解释。
一张同样的照片，在不同的人看来，完全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跨越年龄、职业、国籍、种族、信仰、意识形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理解，依托现有科技产品，二度创造出跨界产品。
由于抑郁，我很烦躁，只能由我的编辑不厌其烦地用电子邮件、电话、当面沟通等方式，与200多位作者用多种方法进行沟通。有人写一段话，有人写一首诗，有人写一篇很长的文章……
写得最快的是王文澜，不仅写得快，还写得特好。他说照片好得不像我拍的，说“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说，好多年前西苑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本散文集，由河南一位画家画漫画作了插图。他问我，这样的散文集算不算“语像”？我说，肯定不算。
梁衡的书是文字在先，插图在后，属于传统的图解文字，图是插图。而且在中文中，“图”一般是指经过设计，在白纸上由手工或技术绘制的形象，如图纸、地图、操作图，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等。
我的“语像”，首先得有独立的照片，这属于“第一创造”。我不对第一创造的照片作任何提醒或暗示，而是由读者完全独立地发表感想，行使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在我第一创造也就是自然创造的基础上，实行二度创作。
“语像”的二度创作，不是第一自然的创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跨界的，打破传统科学技术已经形成的界线，用艺术的眼光表达人的情感，淡化自己的职业特色。在这本书里，不存在高低贵贱，只根据我拍摄的照片排列次序。上将领军饷的时候高，住小楼的时候高，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高，可是在这本书的话语权上，他和小孩儿完全平等。谁的思想独特，谁就高。在书中，我们保留每个作者的社会职务，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阶级，而是为了客观地反映他们的广泛性。
新闻时代的旧事（26）
在机器社会里，有思想感情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才不是机器人。我喜欢思想独特的人，希望思想独特者参加“语像”。不要单纯的吹捧，人云亦云：老唐好，老唐好，老唐就是好……我希望有客观的不同的声音帮助我改正错误，完善我的创作。比如，老唐你太秃，最好戴个头套，遮遮丑，像赵忠祥似的。即使这样，也好歹算个意见。
在创作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个小孩儿—小王，是丁科长介绍来的。丁科长原来是中国政法大学函授部的，中学是画画的，考上政法大学可是不喜欢法律。毕业后留校，总在操场上唱：“小妞小妞快快长，长大了好跟丁科长……”丁科长认识很多人，这个小王，是IT记者。小王的说明写得特别棒。他写的那张照片拍的是巴基斯坦###教控制区里，一位穆斯林守着一个木头窗框，里面保护着一尊佛像。因为前一段时间塔利班学生军摧毁了巴米扬大佛，巴基斯坦为了保护佛教文物，用木头窗户把佛像保护起来。遇到游客参观，交钱买票，打开木头窗户让人看一眼，再马上关上。
小王写了三句话：“我打开窗看到人；他打开窗看到‘信仰’；美国人打开‘视窗’，看到‘世界是平的’。”（《一个人的远行》，214页）写得真棒！犹如晴天霹雳。三句话，峰回路转，咔、咔、咔！我仿佛拐了三个弯，上了三层楼。
我只见过小王一次，那天还有很多人，总共在一起待了不到一个钟头。当时，我给大家打幻灯，让大家看照片， 然后各自挑选一些回去写说明。小王看后，挑了这张照片，写了上面这三句说明。
那天在场的还有《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她写得也特棒。她挑了一张神像，写了篇《神，你生气了吗？》，文章较长，大意是批评现在的人不信神，伤天害理，不见雷锋，到处马蜂。一个月后，张越去尼泊尔旅游，回来后说又有心得，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照片，没人写的，再写两张。可惜照片早就被“认购”一空了。
现代科技通常可靠，但也有传输失利的可能。比如崔健，传了几次，我以为他收到了，可直到快发稿了，还没收到他的大作。我打电话问，崔爷，写得怎么样了，我这里要开印了。崔健说，我根本就没收到。问崔爷，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愚公移山”呢。“愚公移山”是一个酒吧，在工体旁边。我匆忙驾大吉普飞到“愚公移山”，里面声音特响。崔健面对我的编辑的苹果电脑，写了一篇《太阳下的牛，就像条狗》。给老崔传照片的经验证明，不能轻信科技，真正的交流还得直接接触。
找姜文，我也是直杀到片场，强迫他发表“语像”。他剪片子剪得头大，一头雾水。拿着铅笔钻研良久，在白纸上开写。字虽然少，但力透纸背，一字千钧。说千钧，是字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