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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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四节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都在室外训练。零下二三十度,只穿着一条小薄绒裤,在冰上一滑多少圈,手脚冻得常常没了知觉,袜子冻在冰刀的铆钉上。有一次,我冻糊涂了,想擤鼻涕却伸手去捏眼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运动员从不叫苦,也从不落泪。在运动队里,大家最瞧不起懦弱、怕苦怕累、娇里娇气的人。运动员讲的就是拼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向人类极限挑战,可以说,每一堂训练课都是拼下来的。
然而,无论多苦多累,我的心儿都是欢畅的,因为有冠军梦支撑着我。尽管这个梦很遥远、很渺茫,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可我仍然傻乎乎地追求着、梦想着。不仅是我,所有运动员都有这种傻乎乎的劲头,否则早就干不下去了。
尽管训练很苦、很累,但运动员的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
一帮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总有开不完的玩笑,唱不尽的歌,做不完的恶作剧。别看运动员的文化不高,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那时候,冰上界最流行《外国名歌200首》,人人都会唱几首。我会唱的就更多了,《在遥远地方》和《星星索》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些外国歌曲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审美意识,而且给我单纯的心灵带来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每当我唱起那些外国名歌,就会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高山冰场童话般的世界……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五节
去高山冰场,是我到速滑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0年3月8日,我刚到速滑队,就跟随全队到海林县的高山冰场去晚期下冰。在牡丹江换乘的小火车,在茫茫林海里颠簸了几个小时,下了小火车,又背着行李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黑龙江省体委为全省滑冰队员修建的高山冰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
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苍松翠柏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群山环抱着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场,冰场旁坐落着一排木头房子,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一样……
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来了——”
所有人顿时都跟着喊起来:“我来了——我来了——”山谷里响起一片回音,周围树枝上的积雪都被刷刷地震落下来。
全省一百多名优秀速滑运动员都来了。我们住在冰场旁的小木屋里,每过两三天就下山去背一趟食物。山高,不通车,所有的食品都得靠运动员背上来。没有袋子,大家就把秋衣、秋裤的口扎上,用它来装面包、装冻肉和冻菜。一路上,大家总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
在冰场上,那些运动员个个滑得都很棒,冰面特熟,滑起来悠悠的。唯独我这个刚进队的业余选手滑得糟透了,两条腿拉跨拉跨劈嚓啪嚓地紧,两只手在身后挲着,像企鹅似的,而且还经常“扫冰场”。我们管摔跟头叫扫冰场。我一摔跟头,男队员就冲我喊:“哎,小家伙,冰场没扫净,再来一个!”搞得我特狼狈。
晚期下冰是速滑运动员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年的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了,来年的大运动量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恶作剧,墩教练,打雪仗……
几名女运动员抓住一名男教练,你拽胳膊我扯腿一齐大喊:“一、二,墩!一、二,墩!”把教练高高地扬起来,又重重地墩到雪地上,墩得教练龇牙咧嘴直告饶……
一天早晨,我在走廊里刷牙,看到哈尔滨队一名男队员将漱口水“噗”一声喷到地上,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这水怎么一股骚味儿?”
正在洗漱的几名女运动员忍不住嘎嘎大笑,男队员带着满嘴牙膏沫,冲着女运动员奔过来。几名女运动员嘴里叼着牙刷,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冲他叫号:“咋的?找挨墩哪!”男队员说了一句“等着瞧!”转身走了。
训练完了,冰场内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雪块纷飞,喊声震天,不知有多少伙在打雪仗呢。
尽管我这个小少年从不参与,但也常常遭到大哥哥们的捉弄。有一次,我正张着大嘴看热闹,哈体院一名男运动员抓起一团雪猛地塞到我嘴里,我“咕噜”一声咽了下去。刚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去厕所,哈尔滨队一帮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堵住我,不让我过。我以为走错了,转身向另一头跑去,跑过去一看不对,又急忙跑回来。他们看我急得团团转的狼狈样儿,这才哈哈大笑着放我过去。后来,这帮调皮蛋成了我的哥们儿。偶尔说起这事,他们笑道:“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傻丫头,一天就知道傻笑!”
有一天扫冰场,一名男队员用脚一碰我脚,我哧溜一声摔倒了。我刚要爬起来,他用脚又一碰,我又摔倒了……他接连弄了我七八个跟头,搞得全冰场的人都看着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登山,我一个人趟着没膝深的大雪正往山下走,有人忽然从背后抱起我,把我一下子扔出好几米远……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男队员正若无其事地向山下走去,而我却掉进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半天才爬出来。没想到,这个总爱“欺负”我的队友,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我曾问过他:“那时候,你为什么总爱欺负我?”
“看你傻乎乎的小样,觉得可爱呗!”
“你就不怕我跟你急?”
“你不敢,你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你要把我扔到树碴儿上扎坏了咋办?”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瞎说,我才不信呢!”
人在年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记忆最深的是各队搞联欢,没电,这帮年轻人就在礼堂里点起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尽情地放声歌唱,那种浪漫情调太美了,令人终生难忘。运动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大家让我也唱一个。我很害羞,但还是唱了一首《小看戏》。唱完,大家让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一首《沙依罗汗》。
后来,运动员们一见到我就说:“小家伙,你选错行了。瞧你像黄花菜似的,不应该跑到冰场上来拉磨,痛快改行去搞文艺吧!别在这浪费你的大好青春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
一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临走,运动员下山和大海林歌舞团搞联欢,我负责报幕和独唱,穿的是哈体院运动员赵峰借给我的毛衣。
分手时,不少运动员对我说:“雅文,回去多学点歌,秋天见面好唱给我们听!”
在我的滑冰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成绩,只留给大家一些歌声。几十年后,偶尔遇到当年的冰友,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我:“雅文还唱歌吗?来,给我们唱一个。”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六节(1)
1960年10月初,我随队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经过一夏天的训练,我的体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人生无常,上冰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这天上午,我和队友来到北安郊外的庆华水库,发现变天了,冷风呼呼地吹着空旷的湖面,冰面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裂出了许多冰缝。上冰不久,许多运动员的冰刀就打了。我们几个队员按照训练计划,一圈一圈地滑着。可是,就在我做二百米加速时,我右脚的冰刀突然插进冰缝里,身体猛地弹了起来……
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右膝盖剧烈地疼痛。教练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咬着牙继续训练。
下冰以后,我拖着瘸腿来找省队队医孙大夫,他看到我的右膝盖摔得又青又肿,给我开一些外贴中药,让我卧床休息。可我没告诉教练,仍然坚持训练。第三天,我的右膝盖肿得像馒头似的。而且,我对跌打损伤中药过敏,膝盖上起满水灵灵的大泡,水泡受冻后奇痒无比,被我挠破感染了,直淌黄水。
文质彬彬的孙大夫冲我发火了:“雅文,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把你的教练给我找来!”
我急忙说:“孙大夫,求你千万别告诉教练,教练知道该不让我上冰了。那我这一年就白干了!”
“可我是医生,我必须为你的腿负责!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这样拼下去的后果……孩子,你还是听我的吧!”
他叫我孩子,也的确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少年,我想的只是眼前的训练啊、成绩啊,根本不考虑后果。
临出门,孙大夫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小家伙,别难过!你年龄小,训练的日子还长着哪。”
不久,我只好忍受着悲伤的心情,离开队友,住进了佳木斯市中医院。
医生确诊我右膝膑骨骨裂,给我打上石膏,让我卧床休息。我的右膝膑骨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裂痕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要忍受伤痛和饥饿的折磨,而且要忍受近在咫尺的想家之苦。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腿骨折,怕他们为我担心,更怕父亲不让我干了。我每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心里盼望着,腿快点好吧,腿好了我好回去训练。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体委领导决定,不训练就不能享受运动员的粮食定量,把我每月四十五斤的粮食降到二十七斤。而且医院的伙食极差。我整天饿得饥肠辘辘,两眼直冒金星。其实,我的床头柜里就放着队里发的二斤白糖和两瓶炼乳,可我却舍不得吃。
那时,看到父母吃着豆腐渣拌菜叶,瘦成了皮包骨,父亲走路都打晃了,干不动瓦工活,只好到一家小卖店去卖菜,我就把队里发给我补充营养的白糖和炼乳,全部偷偷地拿回家去,一口都舍不得吃。每次母亲都问我:“你自己留了吗?”
“留了。”我要说没留,母亲就不会留了。
像我这样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父母有着强烈报恩思想的苦孩子,自己吃不吃,加不加营养都觉得无所谓,拿回家给父母吃,觉得终于报答了一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门开了,瘦弱不堪的父母忽然走了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
母亲急忙来到床边,哆哆嗦嗦地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