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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叫刘跃进-作者:刘震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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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刘跃进腰包里,共有四千一。刘跃进在去邮局的路上,步子走得理直气壮。街上满是汽车排出的尾气,刘跃进却走得神清气爽。儿子在电话里说,学费是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刘跃进不准备给他寄这么多,只准备给他寄一千五;少寄钱并不是刘跃进还要留钱以备不时,而是担心儿子在电话里说的话有假;这个小王八蛋,也不是省油的灯;与他共事,也得走一步看一步。
  邮局旁边有一报摊。报摊上,堆挂着几十种报刊。昨天那张有女歌星和严格照片的报纸,仍挂在显眼的位置。许多人不买今天的报纸,仍买昨天那张。刘跃进从报摊路过,看大家认真在看这报,心头不由一笑。因为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家都觉得报上说的事是真的,刘跃进昨天却把它演成了假的;或者昨天的戏是假的,刘跃进把它演成了真的。看到大家在认真看报,刘跃进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刘跃进上了邮局台阶,突然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了乡音。在邮局转角邮筒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拉着二胡卖唱。地上放一瓷碗,瓷碗里扔着几个钢鏰。艺人卖唱没啥,但这卖唱的老头是河南人,正在用河南腔,唱流行歌曲“爱的奉献”;二胡走调,老头的腔也走调,“吱吱哽哽”,像杀猪,刘跃进就听不下去了。如果平日遇到这事,刘跃进也许没心思管;但昨天今天,连演两场大戏,皆旗开得胜,心气正旺,这闲事就非管不可了。管闲事也分说得起话说不起话;遇上比自己强的人,这闲事管不得;遇上比自己差的人,才敢挺身而出。刘跃进虽是一工地的厨子,但自觉比一个街头卖唱的,身份还高出半头。加上卖唱的是河南人,也是怯生不怯熟,刘跃进折回头,下了台阶,走到邮筒前。老头闭着眼还在唱,刘跃进当头断喝:
  “停,停,说你呢!”
  老头正唱得入神,被刘跃进吓了一跳。他以为碰到了城管的人,忙停下二胡,睁开眼睛。待睁开眼睛,看到刘跃进没穿城管的制服,不该管他,立马有些不高兴:
  “咋了?”
  刘跃进:
  “你唱的这叫个啥?”
  老头一愣:
  “‘爱的奉献’呀。”
  刘跃进:
  “河南人吧?”
  老头梗着脖子:
  “河南人惹谁了?”
  刘跃进:
  “惹了。你自个儿听听,你奉献的哪一句是不跑调的?丢你自个儿的人事小,丢了全河南的人,事儿就大了。”
  老头还不服气:
  “你谁呀,用你管?”
  刘跃进指指远处的建筑工地:
  “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刘跃进这话说得有些大,但大而笼统;远处有好几幢CBD建筑,都盖到一半;其中一幢,虽不能说是刘跃进盖的,但是刘跃进那建筑队盖的;正因为笼统,你可以理解刘跃进是工地的老板,也可以理解刘跃进是一民工;但刘跃进两者都不是,就是工地一厨子;但一厨子,也可以模棱两可这么说。但刘跃进话的语气,唬住了老头。老头看刘跃进一身西服,打着领带,以为他是工地的老板。也是见了比自己强的人,卖唱的老头有些气馁:
  “我在家是唱河南坠子的。”
  刘跃进:
  “那就老老实实唱坠子。”
  老头委屈地:
  “唱过,没人听。”
  刘跃进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钢鏰,扔到地上瓷碗里:
  “我听。”
  老头看看在瓷碗里滚着的钢鏰,又看看刘跃进,调了调弦子,改弦更张,开始唱河南坠子。这回唱的是“王二姐思夫”。唱“爱的奉献”时走调,唱起“王二姐思夫”,倒唱得字正腔圆。他唱“爱的奉献”时没人听,现在唱“王二姐思夫”,倒围拢上来一些人。人围拢上来不是要听河南坠子,而是觉得两个河南人斗嘴有些好玩。老头见围拢的人多,以为是来听他唱曲儿,也起了劲,闭着眼睛,仰着脖子,吼起王二姐的心事,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刘跃进见自个儿纠正了世界上一个错误,有些自得,左右环顾,打量着众人。“有贼!”(2)
  报摊前人堆里,一直站着一个人,在翻看报纸,见这边喧闹,也仰脸往这边看;刘跃进的目光,正好与他的目光碰上;那人也觉得这事有些好玩,对刘跃进一笑;刘跃进也会意地对他一笑。那人扔下报纸,也跟人围拢过来听曲儿,站在刘跃进身后。老头唱的是啥,王二姐说的全是河南土话,大家并没听懂;但这“王二姐思夫”,刘跃进过去在村里听过,自个儿倒入了戏,闭上眼睛,随着曲调摇头晃脑。突然,刘跃进觉得腰间一动,并无在意;想想不对,睁开眼睛,用手摸腰,原来系在腰里的腰包,已被身后那人,割断系带抢走了。急忙找这人,这人已钻出人圈,跑出一箭之地。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大喊:
  “有贼!”
  待醒过来,才想起自己有腿,慌忙去追那人。那人一看就是惯偷,并不顺着大街直跑,而是窜过邮局后身,钻进一卖服装的集贸市场。这集贸市场是一服装批发站,虽在一条小巷子里,卖的全是世界名牌,但没有一件是真的,图的是个便宜;所以生意特别红火。提大包小包的,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待刘跃进追进集贸市场,卖服装的摊挨摊,买服装的人挤人,那人早钻到人堆里不见了。
  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竟忘了那人的模样,只记得他左脸上有一块青痣,成杏花状。U盘的秘密(1)
  严格跟老蔺认识六年了。老蔺今年三十八岁,七年前给贾主任当秘书,后来成了贾主任的办公室主任。
  严格十五年前遇到了贾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还不是主任,是国家机关一位处长。当时严格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经理。本来严格跟贾处长不认识,同时参加另一个朋友的饭局,相遇到一起。那天晚上,吃饭的人多,有十几个人;人多,吃饭就无正事;酒过三巡,大家开始说黄色笑话。说一段,笑一段。众人笑语欢声,惟一位贾处长低头不语。人问他原因,贾处长叹道:羡慕你们这些老总呀;在国家机关工作,就一点死工资,太清贫了。大家觉得这感叹不叫真理,叫常识,无人在意,继续喝酒说笑。
  严格却觉得这贾处长另有心事。正好两人座位挨着,严格又打问,贾处长才说,他母亲得了肝癌,住院开刀,缺八万块钱,没张罗处,所以犯愁;今天本无心思来吃酒,也是想跟有钱的朋友借钱,才勉强来了;看大家都在说笑,一时不好开口,所以感叹。严格问过这话,便有些后悔,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回答。人家没说跟严格借钱,但也把他的心思说了;就是想借,严格当时也在公司当差,拿的也是薪水,手里并无这么多钱;加上初次相见,并不熟络;于是不尴不尬,没了下文。酒席散了,严格就把这事忘了。
  待第二天在公司整理名片,整理到昨日的贾处长,严格吃了一惊。昨日只知他是国家机关一个处长,没留意他的单位,今天细看名片,虽然是个处长,却待在中国经济的心脏部门。严格心中不由一动,似乎预感到什么。忙放下手中的名片,打车去了通县,过通县再往东,就到了河北三河。严格有个大学同学叫戴英俊,河北三河人,上大学的时候,两人同宿舍。大二的时候,戴英俊因为失恋,几次自杀未遂;他爹把他领回三河,大学也不上了。谁知因祸得福,他和他爹办了个纸业厂,但并不生产纸,生产卫生巾,几年就发了。待严格大学毕业,两人也见过几面,戴英俊吃的肥头大耳,眼睛挤得像绿豆;一张口,满嘴脏话;严格知道,这时的戴英俊,已不是大学时为爱殉情的戴英俊了。戴英俊见严格来了,一开始很高兴,接着听说要借钱,脸马上拉下来了:
  “我靠,咋那么多人找我借钱呢?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片片卫生巾卖出去,让人把血流上去,不容易。”
  严格:
  “一般的事,我不找你,我爹住院了。”
  听说是同学的爹住院,戴英俊才没退处,骂骂咧咧,找来会计,给了严格八万块钱。严格拿着钱,折回北京,去了这个国家机关。到了机关门口,给贾处长打电话,说今天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他。贾处长从办公楼出来,让严格进机关,严格说还有别的事,接着把报纸包着的八万块钱,递给了贾处长。贾处长愣在那里:
  “昨天,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严格:
  “这钱搁我那儿也没用。”
  又说:
  “如是别的事,能拖;老母亲的事,大意不得。”
  贾处长大为感动,眼里竟噙着泪花:
  “这钱,我借。”
  又使劲捏严格的肩膀:
  “兄弟,来日方长。”
  虽然贾处长的母亲动了手术,也没保住性命;半年之后,癌细胞又扩散了,死了;但贾处长从此记牢了严格。严格认识贾处长时,贾处长已经四十六岁,眼看仕途无望了;没想到他接着踏上了步伐点,一年之后,成了副局长;两年之后,成了局长;再又,成了副主任,已是部级干部;接着又成了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身处于低位,算是患难之交;当他由低位升至高位时,严格和他的朋友关系,也跟着升到了高位。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位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经不缺朋友,或已经不讲朋友,想再交就晚喽。贾主任成为主任后,一次两人吃饭,贾主任还用筷子点严格:
  “你这人,看事挺长的。”U盘的秘密(2)
  也是喝多了,又说:
  “别的人都扯淡,为了那八万块钱,我交你一辈子。”
  严格连忙摆手:
  “贾主任,那点小事,我早忘了,千万别再提。”
  老贾这个单位,主管房地产商业和住宅用地的批复。老贾成为主任后,自然而然,严格便由原来的电脑公司出来,自个儿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十二年后,严格的身价已十几个亿。贾主任,就是严格的贵人。但贵人不是笑眯眯自动走到你跟前的,世上不存在守株待兔,贵人是留给对人有提前准备的人的。
  但严格发现,十几年中,两人的关系也有变化。变化不是由严格引起的,而是由贾主任引起的。一次周末,严格拉着贾主任一家去北戴河看海。晚上两人在海边散步,风吹着贾主任的头发,贾主任忽然自言自语:
  “不当官,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呀。”
  严格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不敢接话。贾主任又感叹:
  “看似在豺狼之间,其实在蛆虫之中。”
  这话严格听明白了,是说当官不容易。贾主任突然说:
  “死几个人,就好了。”
  严格听后不寒而栗,不知这话指的是谁,为何让这几个人死,这几个死了,为何又“好”了,同样不敢接话。严格像当初预感到贾处长对他重要一样,现在也预感到,总有一天,贾主任也会抛弃他;两人交不了一辈子;他和贾主任的关系,不是单靠钱和“性”能维持长久的。总有一天,贾主任说翻脸就翻脸。等他翻脸的时候,严格只能让他翻,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从去年起,两人共同遇到一个坎。去年四月底,贾主任到中南海开了一个会,当天晚上,约严格吃饭,问严格手里可调动的资金有多少。严格想了想,保守地说:
  “十来个亿吧。”
  贾主任说,中国的金融政策,过了“五一”,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建议严格把钱投入金融市场,譬如讲,某种期货,某种股票等。贾主任晃着杯中的红酒:
  “整天盖房子,钱挣得多累呀。要想赚大钱,就不能绕弯子,还得让钱直接生钱。”
  严格当然想赚大钱。但他也不想赚大钱;多少钱才叫大钱?现在盖一栋房子赚一回钱,他觉得安稳。何况他不懂金融,不知这弯子绕得过来绕不过来。严格将这顾虑说了。贾主任:
  “不懂可以学嘛,过去你不也没盖过房子?”
  严格觉得贾主任说得有道理;就是没道理,严格也得听;因两人站的位置不同,看到事物的深浅就不一样;他刚在中南海开完会。于是,严格把盖房子赚的钱,全部投入了期货和股票市场。一开始果然赚了;但半年之后,开始往里赔。赔钱不是严格不懂金融,绕不过这弯子,而是“十一”之后,国家的金融政策再一次调整了,严格让国家给闪了。绕弯子,谁能绕过国家呢?一开始还想挺着,一年之后,不但投进去的十四个亿打了水漂,还欠下银行四个多亿。不但金融做砸了,整个房地产也受到牵涉。本来盖房子还有钱,如今十几个工地,材料费和工人的工资,都拖了半年没付。短短一年多,严格就不是过去的严格,严格从一个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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