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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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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燏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 
沈尹默:我和北大(2) 
…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我记得一九二八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听说是练习了几天几夜,上台去还是结结巴巴。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那就可以想见了。 
  蔡元培长北大之来由 
  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为时甚暂,即辞职,后去德国深造。大约在一九一六年,蔡到北京,其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大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后辞职回诸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详,但不外也是内部人事之争,赶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内。何辞职后,即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代理校长,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之长北大,盖出于沈步洲之策划。 
  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呢,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认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国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教书,浮筠和尔和是同乡,极得尔和的信任。 
  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 
沈尹默:我和北大(3) 
…     
  我和蔡元培先生 
  汤尔和对我谈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时候,我和蔡先生尚无一面之雅。尔和对我谈话以后大约第三天,我在译学馆上课(北大预科当时不在马神庙,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忽然门房来通知我:“有一位蔡先生来看您。”我大吃一惊,一则是素昧平生,颇觉意外,二则是心中不免思索:社会上已轰传蔡先生将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阅历、世故应是很深的,可这次不大世故,既然要看我,大可到我家里去,何必到北大预科这个公开场所来呢。 
  蔡先生和我见面后,谈及尔和介绍,特来拜访。略谈片刻辞去,目的在于相识一下。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关系,自那时开始,事隔数十年,蔡已归道山;我至今思之,犹感慨系之。 
  蔡先生是旧中国—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我于蔡先生的学问无所窥,然观其到北大之初所持办学主张,有两点可资一谈: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先生来后,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学教育为中心,他来以后添设教育系(本来只有文学、哲学二系);他一向反对学政治法律,因此主张不办法科(未获通过);他不重视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 
  (二)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蔡先生云:“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然而,在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企图以新学救国,终于成了一场幻梦。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沉浮,其中种种,就不在本文记述之内了。 
  我和陈独秀 
  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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