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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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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经济情况,就着旧日的畜力机械加以改良,使机械部分符合最新的机械学原理,而原动力仍旧利用畜力。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一书,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行讲授。解放以后,他热情地参加华北农业部、北京农业机械总厂和河北省有关农业机械的改进试验工作,向各方面建议大力培养农业机械技术人才,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七百多册农业机械书刊,全部赠给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为了继承我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更好地推动当前的农业技术改革,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九十二幅的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这部专著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在整地机械、加工机器、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说明我国古代发明的农业机械,不但在数量上相当丰富,在时间上也往往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有的甚至早一两千年。日本大阪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天野元之助,对这本专著很感兴趣,曾摘译发表在日本《东洋学报》上。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工作中,刘仙洲一向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民族自卑,感到事事不如外人,我国什么创造也没有;另一种是夜郎自大,我国什么都强过外人,在古籍中见到一言半语即穿凿附会。他主张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西方一般认为,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十四世纪初创造的。刘仙洲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在一九三五年即指出:公元七二五年,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采用了精密复杂的齿轮传动。一九五三年又肯定公元一三○年东汉张衡的水力天文仪中瑞轮蓂荚一部(利用凸轮自动表示每月天数的装置)已完全是机械性的机构。一九五六年,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并和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交换意见,李约瑟很同意刘仙洲的结论。李约瑟说:“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西方科学技术史专家得悉刘仙洲的这一结论,都异常推崇:“想不到在这样早的时候,中国已有这样复杂的机械发明!”但是,有的学者对此仍有怀疑,中国的发明怎么会比西欧早这么多呢?以后,刘仙洲又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回答。他确定:毫无疑问,张衡是我国创造机械性计时器的第一个人。从张衡开始,我国计时器已经利用齿轮系和凸轮机构,完全进入机械性计时器的阶段,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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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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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研究中,常常可以遇到同一发明有几种彼此互异的记载,而同一记载又往往有好几种不同版本。刘仙洲总是全面掌握这些文献,逐字逐句加以校核,去伪存真,一丝不苟。例如车的发明者,相传有七八人之多,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曾经发明过能够自动运行的“木牛流马”。刘仙洲博览古今书籍,特别是宋代的几项文献,断定“木牛流马”就是今天常见的独轮小车,而且是由蒲元等多人创议,诸葛亮只是采纳制造而已。他还从西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找到“辇”(即一轮车)这个字,又从考古中发现了反映西汉使用独轮小车故事的石刻画像。这说明至少西汉时代就有了独轮小车,蒲元等人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适应山地和栈道运粮有所改进罢了。又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是“左右龟鹤各一”。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左有一龟,右有一鹤”,也可以解释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理解不同,指南车的构造也就不同:前者外围六轮,后者外围八轮。刘仙洲通过反复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结构都有可能制造,但一定要弄得非常确切,做到可靠可信。为此,他专门请教了汉语专家,又特地考证了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龟鹤的古迹,认定应按后一种理解,方着手绘制成图。在同书中,还记载燕肃指南车的构造,殿本宋史有“系右小平轮一匝”的话,刘仙洲怀疑“系”系“击”之误,但不轻下结论,贸然更改,而是认真查阅好几种版本,最后发现百衲本宋史中确系“击”字,才改了过来。 
  (摘自《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先驱》) 
《过去的大学》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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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李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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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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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卓越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身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大力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经济与工程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梅贻琦却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为二校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一般人听说的,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青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人们获得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与师资方面,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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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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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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