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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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就思想之进步而言，吴晗又早于闻一多。吴晗的夫人袁震女士及其姐姐袁溥之早在大革命时期思想就很激进，她们都是*建党*董必武的学生，都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过罢课*等革命活动，后来袁溥之就是通过董老去延安的，而袁震也一直同董老保持着联系。1941年吴晗从四川叙永回昆明时，就曾同袁震一起专程到重庆拜访过董老。董老对他讲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对吴晗以后思想的重大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吴晗的思想自然觉醒得比较早，常在课堂上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抨击国民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大批社会名流、知名人士买不到飞机票，撤不出来，孔祥熙的家属却公然不顾他们的安危，独霸最后一架飞机甚至连洋狗都运了出来。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昆明联大同学自发愤怒地涌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当时不仅进步同学参加了，连三青团中一些正直的同学都参加了。吴晗气得在课堂上把孔祥熙与南宋灭亡前的“蟋蟀宰相”相比，严斥孔是“飞狗院长”。而那个时期闻一多的思想还停留在“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阶段。
不仅如此，闻一多后来加入民盟，也是吴晗先走了一步，而后动员他，并介绍他加入的。
1943年冬和1944年春闻一多拍案而起，不但大受广大青年同学的欢迎，而且引起了昆明*地下党同志的注意，有的认为这是好的苗头，应该热情支持，引导他继续前进。有的认为他曾经热心倡导国家主义，一度曾持*立场，后来又长期不问政治，现在发表点针砭时弊的言论，并不意味政治态度根本改变，怀疑支持和争取他这种人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周恩来同志得悉上述情况后，指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1944年夏，华岗从重庆汇报工作回昆明时，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带给昆明的同志。从此，昆明党内同志的认识统一了，积极采取争取闻一多的工作。
恰好此时中国*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同盟）派周新民、李文宜、罗隆基来昆明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周、李二人均系受*之委派协助民盟中央工作的同志，其中李文宜是袁震在中学里一起罢课*，搞革命活动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李文宜认识了吴晗，并且很快就把吴晗发展成了盟员。接着，他们又请吴晗去争取闻一多。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6）
那时，闻一多接受昆华中学的聘请到该校任高中语文教师，全家已经从司家营搬到了昆华中学院子里的一座小楼上。一天晚上，吴晗突然登门造访。谈话之初，闻一多因为与吴素无来往不免有些出乎意料和诧异，态度比较谨慎，仅仅以礼相待，听的多，说的少。但是，吴晗却不然，他久闻“闻一多”之大名，近年来又见他拍案而起，振臂疾呼，内心十分高兴和钦佩，谈起话来激情洋溢，短促有力，口若悬河，有爱有憎，渐渐地闻一多也被他引入了角色，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有喜有笑，有怒有骂，越谈越投机，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午夜，话犹未尽。从那以后两人的思想和工作就都结合在一起了，并且频频并肩出现在战斗第一线了。
其间，吴晗谈到加入民盟的事，闻一多最初受“君子不党”的思想影响，以及听说民盟内还有某某一类的人，因而不想参加。后经吴晗耐心地解释，个人反复思索，终于想通了，认识到“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于是，他也加入了民盟。
加入民盟这件事对闻一多来说，意义极大，首先，它表明闻一多的活动从个人活动进展成为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活动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入盟意味着闻一多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联系，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晗拉着闻一多或者说推着闻一多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三 “鸟兽”横幅意味着什么？
吴晗后来回顾这次“不俗的夜访”说：“当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事实确实如此。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往，经过多次促膝谈心，关系越来越密切，几乎在一切问题上观点和态度都完全一致。不久（1945年年初），他们恰巧都中签分得西仓坡的住房，两家斜对门，出去开会或参加活动常能并肩而行，同出同进，不是这边喊一声“春晗，走吧！”就是那边喊一声“多公，时间到了！”就这样他们的关系真正达到了志同道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地步，成了并肩战斗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
从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至1946年3月四烈士出殡仪式，除个别专业性、业务性较强的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文学评论社座谈会等）外，他们俩几乎每次必到，到了，两人就必然要发表演说；发表演说就必然要猛烈抨击专制*。一个热情洋溢，声如狮吼；一个火力十足，猛如虎啸。此外，许多文电也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吴晗写文章出手快，负责起草（罗隆基也起草了一些宣言或声明），闻一多是中文教师，负责润色，两人配合得很好。
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参加了民盟，而闻一多入盟介绍人之一就是吴晗；他们还相约将来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
他们一同参加了华岗发起的学习会——西南文化研究会。当华岗一提出来，闻一多就表示非常赞成。据当时也在场的尚钺说：“一多当时就介绍了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楚图南介绍了冯素陶。罗隆基也由华岗介绍了进来，一共十多人。”他们两人对这个组织都非常热心，不但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发言，而且积极为研究会做一些实事，如闻一多为学习会刻会章，吴晗帮助找地方，并介绍进步同学帮助剪报，收集资料。。 最好的txt下载网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7）
他们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反动派的专制*无比痛恨和愤慨，他们都怀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心为祖国寻找救国良策，探索出路。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眼界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有了共同的理想，看清了中国的前途，积极性更加高涨。
他们一同帮助同学们成立*青年同盟，并且一同担任民盟与民青的联系人；又一同帮助民青筹建地下印刷厂，收集铅字，捐助资金（用稿酬和刻印收入）。
“一二？一”运动中，他们两人的基本态度和策略思想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从头到尾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出谋划策，大力支持和协助同学们开展斗争；在教授中做工作，团结争取更多的教授支持同学们。即使在运动初期一度与同学们发生分歧，他们也都是出自相同的想法和出发点。1945年11月25日时事晚会遭到驻军开枪开炮威胁破坏后，同学们无比义愤，迅即发动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吴晗、闻一多对反动派的破坏威胁也非常气愤，吴晗在《*周刊》上发表了《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自由》的文章，闻一多在11月29日上午召开的当年第二次教授会讨论抗议书时也投了赞成票，而且他就是抗议书八个起草委员之一。但是他们对同学们罢课之举颇感意外。华岗撤离时曾特别叮嘱他们：“形势已发生变化，今后行动要谨慎，注意保存力量。”他们非常同意和重视华岗的嘱咐，考虑到昆明的形势，担心采取罢课之类的激烈手段可能会给同学们带来不利的后果，因而主张适时复课，吴晗为此同袁永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闻一多在29日学校召集的师生大会上自动登台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同学们复课。同学们没想到两位老师竟然会采取这种态度，内心既深感遗憾，也相当不满，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决坚持罢课。后来，民青在报送*南方局的书面汇报稿《昆明学生惨案经过》中讲到闻一多当时的态度说：“至此闻一多出来讲演（预定不许他说话），他认为复课是一策略问题，而复课并非不干，同时表示罢课已获重大成果云云，并指责罢委会代表感情用事，想用感情煽动人，最幼稚亦最可羞愧。”笔下不免还流露出了不太满意的情绪。
多年来人们谈到吴晗、闻一多与“一二？一”运动时，可能是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受尊敬和爱戴的老师，这件事不过是他们光辉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瑕不掩瑜，因而往往或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有意回避。其实，毋庸讳言，任何人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地客观介绍，不会有损其整体形象，何况惨案发生后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了。同时，许多事时隔几十年，往往会推出与当年有所不同的新认识、新评论。后来反动派对同学们进行法西斯血腥*，说明闻、吴两位老师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他们对“反苏*”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和态度。1946年2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这次反苏*是事出有因的，但反动派蓄意借反苏来*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实。当时联大许多教授都签了名。吴晗、闻一多一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仅仅凭着一种直觉，断定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凡是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因而，不但不签名，还动员被愚弄签了名的中间人士，发表声明，揭穿反动派的阴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8）
除了以上这些关系国家的、政治性的重大事情外，在一些不大不小的事诸如争取张奚若、宴请郭沫若、误批李公朴、筹建《时代评论》、闻一多不去美国去北平、不怕反动派威胁等一系列事情上他们也都是看法基本一致，态度雷同。
张奚若是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为人正直，敢说，敢批评，甚至公然敢在大型*上点名批评蒋介石；但个性特强，喜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般情况下不愿和他人同谋合作。吴晗和闻一多为此多次双双登门拜访，商讨国是，拉他签名，争取他的合作，甚至暗中为他代订《新华日报》。
1946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来函，邀请闻一多去该校讲学，闻一多除在家里同夫人、孩子商量去不去之外，还向朋友们征求意见。其中，吴晗同他的想法最接近：和平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极端危急时期，此时此刻不能远离祖国，跨海越洋跑到美国去，要留在国内，为和平进行最后的斗争。
1946年6月，郭沫若应邀去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纪念会，途经昆明，闻一多与吴晗、光未然联袂在冠生园与郭沫若会见并设宴宴请。
他们两人甚至连上当、中计都一起上钩，干出傻事来。1945年初春，特务刘健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对李公朴劝降失败后，故意让三青团在大字壁报和标语上散布谣言说“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闻一多、吴晗，还有楚图南信以为真，怒气冲冲跑到李公朴家，拍着桌子质问李“为什么出卖民盟”，不容分辩地把李痛斥了一通。事后经光未然解释，才知道原来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李先生根本没有答应去重庆任要职，“*者”又连忙去向李先生道歉，一场错误的“*”才告终结。
吴晗、闻一多在政治上思想上情感上须臾不能分离，而敌人也总不忘把他们俩连在一起。1946年5月，敌人以“中国*自由大同盟”的名义接连贴出大字墙报，在捏造李公朴“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闻一多“组暗杀公司”等谣言的同时，还把罗隆基、吴晗、闻一多的名字俄国化为罗隆斯基、吴晗诺夫、闻一多夫，诬蔑他们是拿卢布的“俄国走卒”。
闻、吴二位同样经常受到反动派的“关怀照顾”，敌人的情报组织经常秘密监视进步人士，并将有关情况密报他们的上级。其中往往有闻一多也必有吴晗。
1944年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召开了一次教授座谈会，闻一多、吴晗均被邀出席。闻一多在会上公然讲：“现在只有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