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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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了公开的黑名单，如果不坚持下来，不正好上了反动派的反宣传的当么？再说都走了，这边工作谁去做？我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自己自然也觉得紧张，但小心些，在学校里总没事，最好能坚持到毕业放假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就跟着大家走了，那样好些。我又表示，到那时我随同学们一块“南下”。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找他送我走，或是走前来辞行的，我自不量力说了这些话，发现他并无反对的表情，还有些赞赏的意思呢！“总是要有人坚持下来干的，实在不行，就立即行动，要小心，不能大意！去南方吗？也很好，是去武汉？党有这个号召，有条件能找到公开合法身份就好，只是自己苦些，有危险，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顾得那么多了。”
　　此后，我听说他对于走、何时走，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过：“还不到走的时候”，“还可以留下来作些工作”，“实在非走不可才走”。他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开会，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这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你不是到武汉去了吗？什么时候来的？”“变了，变化大呐！”然后，他边招呼我坐边说：“从武汉来的吧！”我说：“进这大门，可不像从前那样自由、方便！”他笑着说：“现在见面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啊！以后总得改变的，不然，怎么和群众接近得了……哈哈，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他当了副市长，依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谦逊周到。　。　想看书来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3）
我坐好后，看他身体比过去健壮扎实多了，就问袁震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说：“她现在身体可好呐，还上班了呢？今天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开会去了。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人都变年轻了……”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使我确实有“换了人间”之感。于是，我就告诉他，前天下午，我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就急忙想到天安门前看看，幸好招待所就在大栅栏，吃了晚饭，我就连跑带走到了天安门前，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无限欢快，站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望着天安门城楼、情不自禁地围着褪了色的红墙四周走了两圈，天很晚才返回住地。这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过去，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每一次到天安门*示威，心情总是激动的、紧张的，总是准备防止挨打、流血，那里牺牲了很多先烈，洒有战友的血。而今，天安门归人民所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封建法西斯屠夫们，已被人民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里断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了……他听着欣然点头，该有人写一篇歌唱天安门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晗师为《北京赞》写了一篇《天安门赞歌》并被选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五册。
　　1954年我调来北京后，开始也抽空去他家，只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负责同志，工作忙，会又多，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回到家难得休息，去得太多不好意思，我这样想，又因为工作也忙，腿脚也就懒了。但他还记得我，我现在得老实承认，在我思想深处，是错把他当做一般“做官”的看待，其实他还和过去一样与文教学术界的人往来频繁不绝，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学术研究。我失去了继续听他教诲的机会，追悔莫及，愧对老师。远没想到，“*”一发动，吴晗首当其冲，我是个普通学生，也被算在“三家村”黑店的一伙，逼着写交代、写揭发，没完没了，被奴役、被侮辱好些年月。
　　五
　　1959年年初，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讲大话、假话的风气，多次表扬海瑞，提倡海瑞讲真话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是明朝人，吴晗是明史专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他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的吴晗，就满腔热情地赶写起海瑞，《海瑞罢官》七易其稿，广泛征求意见才写成。演出后，毛主席还在住所接见马连良，一起吃饭，高兴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赞颂毛主席礼贤下士，真伟大。可谁料到“*”就从《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开始，“四人帮”颠倒历史，胡作非为，只许他们围攻、栽诬，不许你辩驳，剥夺了吴晗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他的同志，也莫能例外。
　　六
　　我思念老师，寻找海瑞，呼唤真理，晗师！你在哪里！1978年冬天，我见到浦月大姐和他的儿子吴彰，听他们哭诉。您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却死在封建法西斯专横*的现代文字狱中，不只是您一个人，还有同您患难与共的爱人袁震同志，女儿吴小彦，还有亲弟弟吴春曦。空前浩劫，株连网罗，莫此为甚！接着又在东城一家医院病房，听身体已被摧残得非常非常瘦弱、和您同命运共患难、幸存下来的廖老，声音嘶哑低沉讲述和吴晗囚禁在一起时所遭受的野蛮毒打。一阵悲痛以后，我想人民应当有权利不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要永远埋葬造成吴晗等一大批同志冤狱的灾难根源啊！
　　几经曲折，一直到1979年吴晗的冤案彻底*了，我们长时期呼唤的春天来了，可以放声读他在《春天集》里写的：
　　我们生活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让我们为春天而歌唱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老师之情更深，老师的音容笑貌还那样亲切，我怀着虔诚的心告诉老师，您的许多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都能像当年在昆明那样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少人还做得很出色。今天您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奋发一致地加快改革步伐，除弊兴利，开创新局面，我相信四化大业宏伟目标必将在本世纪圆满实现。
　　1984年5月15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胡邦定　馨香祝嘏哭晗师（1）
——吴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殉难四十周年祭
　　题记：诞辰一百周年是应当祝贺的，想到先生殉难之惨，历四十年而弥增伤感，又不得不使人痛哭流涕。因以此意命题。
　　1942年，我考进西南联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是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学生多，当年学校开了*通史班，由吴晗和孙毓棠两先生分别讲授。规定文理学院学生上吴先生的课，法商学院学生选孙先生的课，我是属于文学院的，理所当然成为吴晗先生中国通史班的学生。
　　联大的教室一般都不大，老师在黑板前或站或坐着讲课，学生都看得很清楚。上中国通史课的人多，安排在新校舍最大的南区10号教室上课，特别设个讲台，黑板也挂得更高一些，以免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教师和板书。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吴先生戴个眼镜，穿一套半旧的西服，不戴帽子。他矫健地跨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当天要讲的题目，没有开场白之类的套话，就开始讲课。吴先生讲中国通史不是按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顺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而是分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一一讲解。因为他认为，过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按朝代顺序讲，尽管繁简不同，重复之处却在所难免，因此他跳出前人窠臼，自成一个体系。他带点浙江口音，但讲课不难懂。吴先生讲课史料丰富，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逻辑严密，而且不乏兴味。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对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等都倍加赞扬。他还常常以古喻今，讲到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皇家侦察机构时，自然就会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等类比一番。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掀起倒孔运动时，吴先生讲南明弘光政权的奸相马士英有“蟋蟀相公”之称，因为他在军务倥偬，羽书仓皇之际，“犹以斗蟋蟀为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大批社会名流困于香港无法出走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妻女却占用极为短缺的飞机舱位，运自己的洋狗和什物，真不愧为“飞狗院长”，可以与“蟋蟀宰相”媲美了。诸如此类的讲述，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讲课不发讲义，又不是按某一本书讲的。学生必须要认真听课，做笔记，否则考试时就难以应对。吴先生打分还特别严，1943年暑假前公布学年考试成绩时，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热心搞创作的同学，他上课时常常心有旁骛，结果只得了12分。这是吴先生严厉的一面，因为他要求学生从一开始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吴先生对学生又十分关爱，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1944年，我的中学同学，在联大读经济系的倪代新（解放后改名李朋）休学到云南西畴县中学教书，因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被当地的国民党第五军特工人员逮捕。幸亏他在狱中托一位被释放人员带出一封信寄给同学，我们才知道他被捕了。为了营救倪代新，我们打听到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国民党驻滇高级将领关麟征是陕西同乡，据说关还十分尊敬张先生。于是我们决定去求张先生设法营救，可我们与张先生不熟，怎么办呢？这时想到吴晗先生，就去求他为我们引见。那天已是晚九点多钟，昆明冬天的夜晚也还相当冷。听了我们的要求，吴先生立即起身与我们一同走到唐家花园张先生家，说明来意后，张先生当场就给关麟征写信，要他转请第五军放人，信的言词恳切，大义凛然。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脱。虽然最终不知道那封信发挥了什么作用，但吴先生、张先生爱护进步青年学生的深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

胡邦定　馨香祝嘏哭晗师（2）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联大即将结束，四年级的同学为毕业出路问题而忙碌，其他同学也多在考虑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亲之类。总之，人心有点散。学生自治会为了给大家鼓劲，决定最后办一次演讲会，请一位老师来主讲。我们先后找了几位老师，有的说心脏不好，有时还摸不到脉搏，演讲容易激动，谢绝了；有一位将要访美的教授，说忙于办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难于承担这项任务。找到吴先生，尽管他忙着离开昆明为妻子治病的事，但还是慨然应允了。他向大家说：联大就要结束了，但联大的精神，不能也不会结束；北上复员以后，大家的责任还很重。他相信即将去北大、清华、南开的同学，一定会和在联大时一样，为发扬“五四”的*科学精神而继续奋斗。这次演讲会虽然到的人不太多。吴先生充满热情的讲话，还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和吴先生的另一次接触是在1947年，我和联大经济系的杨邦琪（李定）在北大毕业后，同时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这年冬天，我们一同到北平清华园西院12号拜访吴先生，并以两筒美国烟斗丝为贽。看见我们去了，吴先生很高兴。谈话中殷殷以国事和我们的所见所闻见询，他自己也谈了对时局和战争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来，吴先生这时的政治热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们上午10点多钟到吴先生家，看到身体日渐康复的袁震师母，我们都很高兴，她还留我们吃午饭，下午两点多钟才告辞。这是我个人与吴先生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1948年9月，吴先生去了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没有再作私人拜访了。
　　1956年《大公报》迁京出版。吴先生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我们曾请他到报社作了一次演讲，讲话中心是治史与新闻工作。他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今后的历史。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讲治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做新闻工作又何独不然？没有才、学、识，哪能作好新闻报道，写好评论文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德，即立场问题、为谁服务问题……引经据典，生动感人。他的讲话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即厚积薄发，浑朴自然。只有学力很高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看起来似乎随便讲讲的道理和例证，细细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贴切而周延的。记得在休息的时候，我说读史书对锻炼新闻写作简练也很有帮助。吴先生接着说，中国文字最言简意赅的还是诗，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蕴涵很丰富的内容；因此要搞好新闻写作，不仅要读史，还要读诗，读大量文学名著，这应该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吴先生这次演讲记录，我们曾把它登在《大公报》的内部刊物《大公报人》上。可惜经过“*”，这些资料都再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