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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旧雨新朋的追忆:梦回沙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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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也不能像别人一样漂亮地转身,“嘎”一下停住。我姐姐哥哥这下傻了眼,拼命大叫让我停下,可是我却不能。他们随后也跟着飞了出去,扯着嗓子狂喊。风越吹越紧,呼啸着,凄厉着,我们的速度愈发地快,转瞬间离龙王庙未结冰的水面越来越近,我吓得都快死了过去,这时只听见我姐姐的尖尖的声音:“跪下,快趴下……”我闭上眼,“扑哧”一下跪在地上,惯性又让我往前冲了一段,紧接着,我姐扑到我身上,然后我哥又扑了上来,闪亮亮的湖水近在咫尺……我们三个人魂飞魄散,四脚八叉地仰面躺在冰上,像狗一样不停地大喘息,狂风刮过脸颊,生生地抽着痛,不知过了多久,我爬了起来,转身看到躺在旁边的姐姐,脸上竟满是泪水。
  哥哥说不滑了,回家。我的棉手套被风吹到了水里,我姐姐就把冰鞋带绑好,挂在我的脖子上,然后让我像北京大街上的大爷一样,将手交叉塞在棉袄袖筒子里取暖。往回家走是顺风,大风把我们快要从地上吹了起来,一路上谁也没说话,都在觉得后怕。
  稍微长大了点儿,我一人在北京读中学,周末我经常会独自去颐和园,静静地找个地方坐下,一坐就是一天,饿了会买一个水果面包来吃。
  上大学后,读了清史,对颐和园的掌故了解得更多也更翔实,每次再去,恍然间会有天长地久隔世的感觉。曾有一段,我很在意园子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和具体的地点,还一个个地寻了去。走到了王国维自杀溺水之处,只觉得昆明湖水都湿成了离人的眼泪。
  大学毕业前的夏天,我姐姐的大学先放假,她就来北京找我,适逢我在期末考试,便让她在宿舍等。考完试寻她,却不见了踪影,直到晚上才回来。我问去了哪里?她说颐和园;?又问和谁去的?答只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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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1)
我生性懒散,不求上进,连在网上写文章都懒得自己命题。每当上网看新闻听音乐买卖股票查资料的时候,我经常也顺便来看看大家写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读了点有感觉的,我就忍不住想和一篇。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努力忍住了,自忖跟人家也不认识,搭人家的茬儿不是招讨厌吗。
  万维网五味斋潘涌先生的文章我看过几篇,他写过部队大院孩子身上的优越感,我觉得写得很真实。不过,我更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当然举止我看不见,只是从他文字的口吻中想象)比他的描述还更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种优越感。 我很佩服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时不时写出他自己是78级高材生这样的句子。 我每次读到他类似的文字都乐不可支,就像我又看到那些熟悉的、高谈阔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干子弟。 我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尽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无成,有的甚至寒酸潦倒,但在精神上还始终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并时不时地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感觉。公平地说,当年绝大多数的部队大院子弟都城府不深,相对较为单纯,对上层的小道消息热衷得多,对社会的真实见识得少;??他们性格阳光,为人简单磊落,重义气;??关键时刻可以自我牺牲,见不平勇于拔刀相助。也许人们会说他们狂妄自大得有点可笑,但绝不能说他们阴险下作。可惜的是,他们之中,除了极个别出人头地的和少数像潘先生这样有点出息的以外,大多生活得相当平庸。我认为,这可怕的优越感多少是耽误他们一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起“*”前后军队大院特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北京。外地的几个大军区和院校相对单一,成不了气候。北京的军队大院数量多,级别高,待遇特殊。长安街延长线从军博以西,大院此起彼落,一个接一个,较为集中。不过总政和总参不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些小一点儿部队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前,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位于郊区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和外界甚少接触。
  实不相瞒,我也出生在这样的一个部队大院,但是,我永远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事实。由于网上是虚拟空间,彼此互不相识,所以我也就随便聊聊。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大院早已面目全非。我写这篇文字只是为了记录那一段还未被遗忘的历史。
  以上所说的大院我先后住过好几个,但这里只谈我生下来后住的那个大院和那里的孩子们。
  1960年秋,我们院成立,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精挑细选调来院里所有的干部,人数很少,但个个都是全军的顶尖人才,也是军队里少有的文化人。“*”前,13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而这个院干部的最低级别都在13级以上,唯有极个别的部秘书或是门诊部医生护士除外。大院依西山而建,有着远古点将台的秀丽山峦的天然弧形变成了大院两面屏障,另外两面高墙巍耸,上面还加有铁丝网,外人根本爬不进来。大院共三个门,由战士荷枪实弹昼夜把守,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时都要出示带有照片的出入证。现在想想真是滑稽,又有什么可守的呢?
  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是,一越过高墙,里面严肃的气氛骤然消失。当时除了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外,大院从东到西就是一个被精心规划的大花园。大片大片的果园,葡萄园、桃园、李子园、苹果园,什么水果都有;?弯弯曲曲铺着碎石子的人行道通向西面八方;?另外还有整齐的白色水泥马路,供汽车和自行车行驶。院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砖色,错落有致。一到春天,迎春花先开,然后就是腊梅、玉兰、桃李梨,最后开的是石榴花。院内的礼堂、俱乐部、门诊部、食堂一应俱全。一部分的人家住着两层的小楼,门前各自拥有漂亮的小花园。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宽敞的单元,一栋楼平均住十二户。 我还记得我家的花园中间是条小道,左边院子有一棵繁茂的芙蓉树,我经常试图爬上去;?右边的院子四角各自站着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中间是肥胖葡萄叶子覆盖的架子,地上种满了夜来香。

“文革”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2)
大院里还有一个院中院,铁门,用较矮的围墙围起,高个子的人一踮脚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小桥流水。里面住着院长叶帅。夏天的时候,每天傍晚叶帅都由一个穿蓝衣服脸色苍白的女服务员陪着出来散步,有时来看看我们小孩子在马路上玩闯三关之类的游戏。另外八位副院长的小楼都盖在半山腰,每家独立的一栋,彼此隔得很远。我们每次上山摘酸枣、捉蚂蚱的时候都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叶帅院里还住着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他们个个身形矮小,着淡蓝色的服装,相貌普通,看不出年纪。每天上午十点他们就出来练功,我哥哥最喜欢看他们练擒拿,一看就是两小时。我姐姐告诉我,这就是特务班。我小时候不怕鬼不怕老虎和狼,但一听到地主婆和特务立马就吓蔫儿了。刘文学就是被地主婆害死的;?《一只绣花鞋》?里面的女特务着实令人恐惧。
  大院还有一个特供服务社供我们和高院合用;?北京的另外一个中央特供服务社在东华门城里。服务社里商品比较丰富,鸡鸭鱼肉,香肠卤味,西式的烤羊角面包每天都有;?冬天也能吃到新疆新鲜的马*葡萄。
  我们院的孩子像我年龄这么小的很少,半数是潘先生,也就是我姐姐的年龄;?另外半数的年龄比我的大哥哥还要大。这些孩子一般上六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北大清华附中,更多的是101。我姐姐上学早,“*”开始前正好考中学,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长,又考了满分,所以可以随便挑志愿。她自己要去清华附,可是我爸爸却让她上北大附。争来争去,就争的“*”开始了,她终归哪里都没去成。每每想起这些,我感叹在大时代里的个人就像小蚂蚁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时我只是个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三岁后在院里上幼儿园,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后来又上了院里自办的小学。我只出过一次门,记得是个过节的日子,我父母给我穿上新衣,编了个漂亮的辫子,坐着班车(我们叫它大抱车)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晕车呀,回来的路上狂吐了起来,把我妈喜爱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再也不被带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大院的门。我完全不知道高墙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里的人彼此熟悉,谁家的孩子也都认识。那个年头的人不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很平常,多则还有生九个孩子的。家里的妈妈们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妈妈在地方上工作,平时不回家。 而像我父母都是军人的少之又少。当时我父母干革命可真是积极,工作繁忙,天天也看不见踪影,只有保姆招呼着。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个胖阿姨,干活麻利,风风火火,有一天她一屁股就把我专用的小黑板凳给坐垮了。我每天在院里疯跑疯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从来也没有过不放心。每到吃饭的时候,阿姨就会满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装作没听见。
  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疏于管教,但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都家教甚严。每个孩子时刻被灌输要大公无私,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记得我小学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长大了我要做什么?》。坐我旁边的小男孩写他长大了要当坦克兵司令,他爸原来是干装甲兵的。我没什么雄心大志,就写长大以后要当农民,我要把棉花种得五颜六色。长大后我真的当了农民,我对我姐说,看来是应验了。 。。

“文革”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3)
在没有和外界接触之前,大院的孩子们还不懂什么是优越感,以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样,直到他们飞出了那高墙,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 就说我自己吧,“*”一开始我们院的小学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学合并到一起,我们每天要出大门沿着农村的小土路走到学校。当时我一年级,记得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我当时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
  没多久,“*”就愈演愈烈了。我们院儿失去了以往的静谧。干部们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红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人们疯了,孩子们更疯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
  当时在外住校读中学的哥哥居然有时也会回家。我哥哥年轻时长相极帅,是个运动员,一米八几,宽肩蜂腰长腿,穿着我爸爸柞蚕丝的绿军装,腰里还扎着条皮带。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别人不一样,深橘红色,还是丝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手迹“红卫兵”三个字,瞧把他神气的。他回家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大群人,全是年轻的学生,男的女的,每人骑一辆26的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把车座拔得特高。他们像蝗虫一样呼啦来一片,歪歪的自行车把我家院子停满。他们高声谈笑,亢奋到了极点,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类。其实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岁,可我觉得他们好高大呀,抬头仰望,可望而不可即。过一会儿,他们又全部一阵风似的骑着车飞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把皮筋绑在小树上跳,只听“嘎”的一声,一辆自行车停在我面前。抬头一看是一个我哥的女同学,她一只脚撑在地上,一边招呼我。她让我坐在车后座,抱住她的腰,然后就飞快地蹬起来。风把我的头发都吹起来了,我好高兴啊! 我问她去哪儿呢?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说要去剪男人的分头。我说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头。
  在这些部队大院的孩子心中,为什么他们优越?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根红苗正,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接班人。你们读到这里可能觉得可笑吧?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在干部子弟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讽刺的是,当这些孩子们在外面革别人的命时,万万没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间也变成了各型各色的反革命。
  我记得有一天突然有人到我家把电话拆了,保姆也都赶走了。 我妈妈晚上回来说我爸爸最近不会再回家,让我姐姐看着我。 后来我妈也不回来了。接着就是我哥哥去串联,我姐姐12岁也跟着邻居的一伙孩子去串联,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每天傍晚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台下面的暖气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马路,幻想着我爸爸或妈妈会突然从马路那边拐过来,但每次都是失望。我家有只大眼狸猫,对我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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