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谕之夜-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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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10（2）
坐在我右手的男人。进酒馆时我就从后面看到了他，一个穿棕色绒线衫的瘦子，俯身对着一杯饮料。他的姿势让我想起点什么。是什么我不知道。是认识的人？也许。也许更加模糊：是关于多年前一个穿同样棕色绒线衫，以相同姿势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的男人的记忆，来自久远的小人国的碎片。这个人低头看着杯子，里面是半杯苏格兰威士忌或波旁威士忌。我只能看到他的侧影，还被左手和手腕遮住了一部分。可毫无疑问，这张脸属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一个人：张生。“张先生，你好吗？”我说。听到有人叫他名字，张生转过身来，目光朝下，也许有点醉。起初他似乎没记起我是谁，接着他的脸慢慢放出光来，“啊，”他说，“希德尼先生，希德尼·奥尔先生，好兄弟。”“我昨天去你的店了，”我说，可是什么都不见了。出什么事了？”“大麻烦。”张生回答，摇头啜了口酒，显然是快要哭出来了。“房东要加房租。我告诉他我有租契，可他大笑着说如果到星期一钱还没到他手上，他就会和城里的黑帮来抢货品。所以我星期六晚上就打包离开了。那片街区到处是黑帮，如果你不听话他们就会开枪打死你。”“你可以请个律师带他们上法庭。”“没请律师，要价太高。我明天找新地方吧。也许是皇后区，或者曼哈顿。再也不去布鲁克林了。纸品宫殿彻底泡汤了。美国梦也破灭了。”
我也许不该心生怜悯。可他请我喝一杯时，我没忍心拒绝。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摄入威士忌是违反医生为我设定的治疗方案的。更糟的是，现在张生和我成了朋友，正谈得投机，我觉得有必要回敬他一杯，因此又点了一回。这样个把小时里我喝了一杯啤酒和两杯威士忌。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大醉，但已经有点飘飘然了。平时的矜持慢慢消失，我问了张生一些个人问题：他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来的美国，如果没喝酒我肯定不会问这些。他说的大部分事情都让我迷惑。他的英语表达力也随着酒精的摄入慢慢退化，但一路听下来我也听到了一些事：他在北京的童年、文革和他取道香港逃离中国的险途。有一件事尤其详细，无疑是因为那是在谈话一开始讲的。“我爸是个数学老师，”他说，“在北京十一中教书。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他们管他叫‘黑五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有一天红卫兵命令黑五类们把图书馆所有的书，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都搬出来。他们用皮带抽他们，赶他们去做。他们说那些都是坏书。散布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必须烧掉。我爸和其他黑五类教师们都搬着书来到操场上。红卫兵对他们又打又骂，逼他们这么做。他们搬完一堆又一堆，后来书就堆成了小山。红卫兵点着火来烧，我爸哭起来，他们就用皮带抽他。火越烧越大越热，红卫兵们把黑五类推到火边，让他们向前弯腰低头。他们说他们这是在接受文化大革命之火的考验。那是八月很热的一天，太阳很毒。我父亲脸上和手臂上都烤出了水疱，背上全是伤口和淤青。到了家，我妈妈看到他就哭了，我爸也哭了，我们都哭了，希德尼先生。第二个星期，我爸就被捕了，我们都被送到乡下去劳动，像农民一样。这是我恨我的国家，我的中国的原因。从那天起，我就梦想美国。我在中国做起了美国梦。可是美国也没有梦。这个国家也很糟，哪里都一样。所有的人都坏都烂。所有的国家都坏都烂。”
喝完第二杯顺风威士忌后，我摇了摇张生的手，告诉他我得走了。我得赶回圆石山去买菜准备晚饭。张生看上去很失望。我不知他想要我做什么，也许他以为我准备陪他饮酒作乐一整天的。“没问题，”他终于说道，“我开车送你回家。”“你有车？”“当然，人人都有，你没有吗？”“没有，在纽约其实用不到车。”“来吧，希德先生，你让我振作，让我开心了。现在我送你回家。”“不，谢谢。你这样子不能开车。你喝得很醉了。”“很醉了？”“你喝太多了。”
“胡说，张生像法官一样清醒。”听到这句很老的美国习语我笑了。看到我被逗乐了，张生忽然大笑起来。那是和星期六我在他店里听到的一样的一下一下的爆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他这让人发窘的狂笑，听上去不知怎地有些干哑和空洞，没有一般人们笑时那种自然的轻颤。为了证明他的话，张生从凳子上跳开，在酒吧里大步来回走起来，显示他保持平衡和笔直走的能力。平心而论，我得承认他过关了。他的动作平稳自然，看起来完全能控制自己。我明白我无法阻止他，而他要送我回家的决心已经成了一心一意的、热切的目标。我迟疑着让步，接受了他的提议。车停在派利街街角，一辆崭新的红色庞蒂克，有白壁轮胎和可收缩遮阳篷。我对张生说它看上去像个新鲜的泽西西红柿，但没问一个自称美国失败者的人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家伙。带着明显的自豪感，他先帮我开了车门，把我请进了乘客座。然后，拍打着车盖绕过车前部，一脚踩着路边石，开了另一边的门。他在方向盘前一坐定，就转过来朝我一笑。“货真价实吧。”他说。“是的，”我说，“很炫。”“你坐舒服点，希德先生，把靠背往后倾，靠下去。”他侧过身指给我看按钮在哪里，当然，座位开始向后倾斜，到45度角的时候停下来。“像这样，”张生说，“这样舒服地坐车多好。”我不能不同意他。在微醺状态下，我发现这样有别于垂直坐的位置令人愉快。张生发动了汽车，我闭了一会眼睛，想象着格蕾丝晚饭会想吃什么，我回布鲁克林又买些什么。结果这是一个错误。我没有睁开眼睛看张生开到了哪里，反而很快睡着了——就像其他白日纵酒后的人一样。直到车停，张生关掉发动机我才醒过来。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圆石山，正准备谢谢他送我并打开门时，却发现我到了别的地方：一个不熟悉的街区里的一条拥挤的商业街，无疑离我住的地方很远。我坐下来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看到所有的标牌上都是中文。“我们到哪里了？”“Flushing，唐人街。”张生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开着开着，就有了个更好的主意。在下条街上有个很好的小俱乐部，不错的放松的地方。你看上去很累，希德先生，我带你到这儿，你会感觉好些的。”“你在说什么呀？现在三点一刻了，我得回家。”“就半小时。我保证是个好去处。然后我送你回家，可以吗？”“我不想。告诉我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我自己回家。”“别这样。这对我很重要。也许是一个生意机会。我需要听一个聪明人的建议。你很聪明，希德先生，我信任你。”“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首先你想让我放松，可接着又要我给你建议。你要干什么？”“两样都要。一起做。你去一个地方，休息放松，然后告诉我你的想法，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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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10（3）
“半小时？”“无所谓的。一切包在我身上，免费。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布鲁克林圆石山。决定了吗？”这个下午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奇怪。我还是让自己被他说服，跟他去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好奇心，也许吧，但也可能是正相反——一种完全的超脱感。张生已经开始惹我烦了。我不愿再听他不断地请求，尤其现在我没被囚禁在他那可笑的车上时。如果再给半小时能满足他的话，我估计还是值得玩下去。所以我爬出庞蒂克，跟着他沿着人群密集的主街走下去，呼吸着街区两边成排的鱼店和蔬菜摊上刺鼻的烟和辛辣的气味。在第一个转角我们左转，走了大概一百英尺又左转，拐进一条狭窄的巷子，尽头是一幢煤渣砖建筑，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平顶，没有窗。这是一个典型的行凶抢劫的场所，但我一点没觉得害怕。张生心情很快活，以他一贯的固执己见，他看来是不到目的地绝不罢休。我们走到那黄色的煤渣砖房子前，张生用指头按了按门铃。几秒钟后，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六十几岁的中国男人探了个头出来。他看到张生的时候点了点头，表示认出了他。他们用中国普通话交谈了几句，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所谓休闲俱乐部原来是个小型血汗工厂。二十个中国妇女坐在缝纫机边，缝着那些颜色鲜艳、材质低廉的化纤布料。我们进去时他们一个都没抬头看。张生以最快的速度从她们之间穿过，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继续走，在桌子中间穿行，到了屋子后面的一扇门前。老头打开门，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空间和刚才荧光灯照彻的车间比起来那么黑，那么暗，以至于我开始都看不到东西。眼睛稍稍适应后，我看到一些昏暗的低瓦度台灯，在房间各处发着光。每一个都装着不同颜色的灯泡——红、黄、紫、蓝——有一刻我想到了张生倒闭的小店里的葡萄牙笔记本。我想知道我星期六看到的那些是否还有货，如果有的话，我想他应该愿意卖给我的。我心想等会走的时候要记着问他。走着走着，他领我到了一张高椅子或凳子边，垫子是皮质的或者仿皮的，旋转着，摸上去手感柔和而有弹性。我坐下来，他在我旁边坐下，我意识到我们是在某种酒吧里，一个刷着清漆的椭圆形吧台占据了房间的中央。事情对我来说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看清几个坐在我们对面的人。两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一个亚洲男人穿的好像是夏威夷T恤，还有两三个女人，她们看上去什么都没穿。啊，我心说，原来是这种地方。一个色情俱乐部。奇怪的是，我到那时才注意到有背景音乐——一支轻柔低沉的曲子从看不见的音响设备中传送过来。我想用心听出这是什么曲子，但听不出来。一支穆萨克翻唱的老摇滚——也许是甲壳虫的，我想，也可能不是。“哎，希德先生，”张生说，“你在想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一个服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