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天仙配-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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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 ；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 ；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梁启超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四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求点推收赏评）
　　　　看来，历史很多都是经不起推敲。

　　　　一推敲，就有可能露陷。

　　　　只是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方的说法正确呢？

　　　　毕竟他们的争论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好像相信哪一方的意见都是可以站住脚的。

　　　　我的观点是，可能董仲舒确确实实的没有说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句话，但是董仲舒却是实实在在的表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种思想。

　　　　打个比方。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本文从“枪子里出政权”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这个著名论断在古今的意义，最后讲述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个论断的思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一著名论断是**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

　　　　其实。如果我们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替换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或者说“拳头大就是硬道理”，甚至于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替换成为匪气十足的“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同样说得通。

　　　　但是。**说过“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拳头大就是硬道理”以及“有枪就是草头王”这样的语言没有？

　　　　没有！

　　　　可是我们把**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解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拳头大就是硬道理”以及“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可以的。

　　　　同样的道理。

　　　　可能董仲舒确确实实的没有说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句原原本本的话，但是别人理解董仲舒表述的就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句话。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那些争论的人才能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

　　　　还有，我认为或者很多人其实误解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呢？

　　　　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政策之一的“科教兴国”。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是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经验，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中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今后作为科技进步源泉的科学研究的投入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全国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开展，科研经费申请的审批方式已从过去单纯的上级审批拨款，改革为专家论证评审。（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5期）“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92年，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