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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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此前未曾经历过实战，所以洪流通用机枪依然大量装配，军官们普遍认为应该保守一些。这个第一旅的许多基层士官，此前都曾在塘尾营参加过实战，对于通用机枪的性能比较信赖。虽然22A式突击步枪他们也很喜欢，但在心理上总还是更倾向于通用机枪的强大威力。
目前的军事训练，非主力队伍基本依赖于卡萨介绍过来的德国陆军教官。因为在观念上的冲突，更是处于保密的原则，钟泱并每让这些人参与到主力部队的操练之中，至于装甲师团，更不可能让德国人插手。
在一开始的时候，发生过德国教官拒绝训练突击步枪射手的训练，在他们的观念里，步兵的主要武器还是步枪和机枪为主，甚至冲锋枪都不怎么喜欢，太浪费子弹了。这可不是故意诋毁德军的思维惯性，而是事实上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希特勒当年就取消掉了突击步枪的装配，要不是苏俄开发出了AK系列，在前线上把德军打疼了，突击步枪的大规模上市或许还要晚上几年。
更不用提，如今还只是1923年，一战才刚刚结束。步枪…机枪…战壕铁丝网的战术体系依旧为世界军事领域的主流。轻机枪的出现或许改变了一些人的思路，但离着完全的发展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人类的思想惯性，有时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一次战斗，原定计划将在9月份发动，于**党外联合了沈鸿英和陈炯明，于**党内联合了刘震寰杨希闵。目的不是把大元帅府赶出广州，而是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以及争取民心，将一些民众接收到天宇集团控制的三个县内。
人力资源对于现在的钟泱他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尤其在粤省，这里接收西方的思想比较早，而本身的文化底蕴也足够深厚，适合进行新老结合的思想教育改造。
在这里，钟泱可不会脑残到去推广普通话，更不会去搞什么简体字。按照原定计划，标准语言将选定为粤语，这个在古代也曾作为官方语言被使用的语种。其中广州白话是标准，并且开展古文运动。
钟泱最为看不顺眼的，就是那些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依旧竭力消灭文言文的家伙。白话文的确很重要，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受教育人群激增，白话文对于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可也不能因此而妄图废弃文言文
难道因为吃饭能填饱肚子，就不去吃美味的佳肴了吗？文言文本身的语言境界，就普遍高于白话文。许多白话文难以表现出来的气势，用文言文却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叙述。精练的语句和用词，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钟泱不会因为文言文而歧视白话文，更不会因为白话文有用而去消灭文言文，两者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教育中进行细分就好了，老是叫嚷着打倒XX主义，实在很没意思。至于简体字，绝对不改，谁爱改谁改。
这种灭绝华夏文明的事情，建奴尚且欲做而不得，某太祖却极力推崇，不只是什么居心。当时可不是仅仅想要改简体字，而是想着直接用拼音来代替。找了一些砖家讨论，最终在大多数人的反对浪潮中偃旗息鼓。
还不死心，最后拿出了简体字的修改方案，总算是迈出了断绝华夏文明正统的第一步，可谓深谋远虑。这些事情，在这里自不去说。
整个军队的体系，目前能够直接出战的只有新四军和装甲部队，后者仍处于保密状态，不适合动用。而李宗仁和莫荣新的队伍，才刚整编完毕，如今才开始训练，也不适宜打断流程。
新四军的总数扩张到了两万五千人，其中五千是才招收了不到一个月的新兵，主要成员都来自于广州其他地区的逃难人群。这种部队，实在没什么战力，还只能呆在南沙大营编练和整训。
真正能打的，只有李少杰手里的第一旅，那可是天宇集团费尽心思进行全力武装的高素质队伍。老兵的比例在全军之中都是最高的，还在军校里呆着的桂系的队伍除外。
目前南沙军校已经开了短期特训班，校长是莫荣新，不过他不管事，仅仅作为精神领导。真正负责具体事务的是李宗仁，这个年富力强，精明果敢的军官。如今的他，早就是桂系的下一代翘楚，部队实力可谓广西省最强。
这绝不是夸夸其谈，无论武器装备，亦或士气军心，得到天宇集团鼎力相助的他，早已今非昔比。失去了军队的绝对掌控权，换来了实力的巨大飞跃，这说不上是好是坏，但李宗仁却是满意的。他现在刚从低级军官爬出来不到2年，还没有后世那种称雄天下的野心。
现在的李宗仁，爱国的思想更多一些，**的军阀理念更淡一些。面对着之前天宇集团的招揽，他因为有所迟疑而没有接受。但在来带了南沙这里，切实的领略过一些信息之后，却是放下了此前的成见。更不用说，就连当初的老上级莫荣新也在这里。
之所以选莫荣新当军校校长，不在于其人品和才能，而在于他的年龄与威望。天宇集团想要在广州招收兵员并不困难，但想要在广西招兵却不容易。没有莫荣新的帮忙，其难度可就不是一点点了。
对于这个任命决定，体系内也不是没有微词。包括王立文在内的许多高级军官，都眼巴巴的盯着这个位置。虽然按照军制，校长不得统兵作战，但这人脉关系和历史名望，对于这些热衷于功业的有志者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所幸在资历上莫荣新还是无人能比，当年纵横两广数十载的日子犹在眼前，有波折，但却无悬念。校长一职，他依旧是当之无愧。以他的年纪，在这个位置上也做不了几年了，这才是钟泱对其最为放心的原因。
换一个人上去，虽说未必就会冲击到军制本身，但麻烦多少还是有一些。军队的体系建立不足3年，不完善的地方肯定很多，让人有空子可钻。再加上许多人的思维惯性，在短时间内未必就能扭转过来，拥兵自重以成军阀的**，实在诱人。
只有换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才算个比较合适的方案。等莫荣新故去，整个军事体制建立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样子。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教育，足够让一些旧制度下的残余清扫出去，这才是大势上的谋略。求稳不求快，求厚不求显，厚积薄发才是正理。
………【第一百七十五章 治粤之绩（二更）（平安夜快乐）！】………
临战的准备已经交给陈泽和刘浩然去筹划，他们将负责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支持。至于军事，则归属于大本营参谋部统筹，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这个规矩是钟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会决定，以天宇集团的名义下达。
而详细的战略制定以及任务安排，则为大本营参谋总部的职权范围，具体的战术指挥更是以军中主将的意志为主。
权力虽然分散，但职责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符合当前生产力的需求。古代的战争模式也算得上很复杂，但与现在相比，则完全不在一个程度上。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只要求筹集粮草和武器铠甲，但热兵器作战在具体的物资消耗上则要复杂许多。
弹药的补充，武器的维修和更换，后方的工业产能顺序安排，新武器的针对性开发。这里面涉及到的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单靠主将一个人根本难以完成，必须要有专业的后勤部门来负责。甚至在作战指挥上，依靠将领的个人素质和当前状态，都显得太过儿戏。
拥有专业素养的参谋团队，显然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靠谱得多。参谋可不单只有坐在大本营里面依靠电话联系的那种，还有一些随军的参谋，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中主官谋划细节，查漏补缺。一个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纰漏，集众智以统兵，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先不去说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党外有沈陈的之忧虑，内有军队体系分裂之祸患，真可谓是外忧内患。但孙逸仙解决问题的手法实在是让人难以度测，想来也算君威难测吧。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自有商团以来，无论广州城里的军政权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团始终不介入任何争端。孙逸仙亦认为商团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这时候非常不喜欢商团的这种政治中立。他在对商团的演讲中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
“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变商团中立的地位而强拉入自己一伙来。而事实上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时，孙大炮恰恰是这个造反团伙的公认头头，没有陈挂假招牌造反，他孙大炮也当不了非常大总统。
只因后来意见不合，散伙后这造反团伙的头头反诬其前同伙为“挂**的假招牌”。而这些仗义入粤吊民伐罪，并被孙大炮称为“各将领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强。后来更是在陈炯明部避居惠州而东征军久攻不克，孙中山仙逝北京未几，即与1925年5月跟老孙的黄埔子弟兵大打出手。这等乱象给粤省民众的观感，实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强拉入伙，不从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后就说人家是反**，这是惯用伎俩了。
这不，**党自己办的报纸上，就大肆宣称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列强走狗”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政府，企图叛变。起因是1923年的5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
当时正好恰逢沈鸿英叛乱，**党也在拉壮丁当炮灰，因此认为不适宜过于得罪商团，这才选择了妥协。这下子陈廉伯脑袋发热，认为****可欺，结果是摆出了一副得寸进尺的强硬态度。
这种不给面子的举动，孙逸仙哪里能忍？要不是内忧外患，加上军校的筹办还未完成，早就尽起大军兴兵讨伐了。里有什么的，随便编个叛逆谋反就可以了。也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党自己是信得。
如果仅仅是一个“铺底捐”，广州商团就如此不计后果地嚣张而不给大炮哥面子，那真是太不应该。但这绝不是广州商民太没商业头脑，为一点捐税而押上全体工商界的身家性命。事实是孙大炮驱陈之后，滇、桂、豫、湘等各路大元帅府请来的雇佣军，借勤王之名入粤发横财，粤省工商界被多番盘剥搜刮。
客军初入粤境，孙大炮常激赏之为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这打仗拿好处是惯例啊，买东西还吃回扣呢。何况是为你大元帅打仗？不拿点好处怎么和弟兄交代啊？
以孙逸仙的为人，自然是应下了，反正亏钱的不是他。更有甚者，就属**党捞钱最积极，效率最高。其他的军阀多少还要脸，毕竟还想着在南方混，太过分了传出去对名声不好。但**党却是百无禁忌，扯着**的旗帜，不服从的就污蔑为反**分子，是要坚决打倒的
客军贪横，再加以大元帅府为筹措东征军费，增设税目捐项多如牛毛，尽加于粤省则堪称“罄室倾囊如卷土”。在驱走陈炯明后的几年中，罢市的发生频率，几如战事的枪炮声此起彼伏，而为官民所司空见惯。
孙逸仙的大元帅府在广征厘金之综合税外，又征“百货捐”，之外再分门别类开征“胶鞋捐”、“火柴捐”之类杂税。前述之“铺底捐”，一年之前则已以“商业牌照税”的面目出现，虽商业协会游行请愿，牌照税仍照征不误，搜刮过一轮，现在又换个“铺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轮，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罢市抗议。
其实这些闹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体谅国父的苦衷了，不就是营业税征了两次嘛。加上以前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都还没超过三十种呢，怎么就能和政府过不去呢？这些民众要是懂事，不和大总统府闹，**党又怎么会出来抓人呢？
你以为让军队出动不要钱啊？
广东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为列强所承认，大元帅府外长伍梯云先生无外交可办，只好研究内政，其研究心得是：“广州财政却极窘迫，不得不从事搜刮。”这一句话，可真是让孙逸仙引为知己，难怪伍廷芳能当上这么显赫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