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京三千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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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经兴盛过的民间戏楼可分为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等。现存经营最好的会馆戏楼是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此处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光绪年间又曾转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私宅，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楼内三面设有包间，可容纳数百人一齐观看演出。除了湖广会馆，北京还有两处清朝前期建造的著名会馆戏楼。一处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阳平会馆戏楼，它位于北京前门外小江胡同。另一处为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座戏楼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建成，由浙东地区的在京商人集资兴建，为的就是有一个“###之所，饮食燕乐之地”。
酒楼戏园在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四大徽班”进京逐渐走向极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岁”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据《道咸以来朝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时期，仅正阳门外的酒楼戏园子就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
因为酒楼戏园是经营性的，戏楼的营建也就不甚坚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戏楼大都毁于战火。在北京郊区还散落着一些民间戏台，这些乡村戏台的设置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商业交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临时的，也有永久性的建筑，这些戏楼也大都受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在文物的保护维修过程中，一些戏楼在人们的努力下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娱乐功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去戏楼听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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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老北京人把养宠物当做一大雅事，是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遛鸟不独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于驯鸟儿，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图个乐儿外，还有养心健身的“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车夫、轿夫都有好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儿，主要玩蝈蝈儿和蛐蛐儿。北京人养蝈蝈儿有不少的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从此，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直能叫到立冬。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
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鱼是鲫鱼变种，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儿，家中养鱼专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的，一般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观鱼更为艳丽。
在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过去饲养较多的是猫和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眼”，俗说“爹一只，妈一只”，此为“波斯种”。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为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
北京人也喜欢养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
此外老北京人饲养的宠物还有鹰、龟、猴、鸡、鹅、隼等，但数量不是很多，只有对它们特别喜好的人才会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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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讲究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确实，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色景观和文化之一。老北京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但是，到胡同中去参观旅游，却不能用“逛胡同”或“串胡同”来表达，这是因为，胡同中妓院比较集中，一些嫖客今天去这条胡同，明天去那条胡同，在胡同里逛来逛去，串来串去，寻花问柳。日子长了，老北京人便把那些经常到胡同妓院里嫖娼的人，先说成是“逛窑子”，后来就含蓄地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了。再往后其意逐渐引申，把那些作风不正派、不正经而在胡同里闲逛的人也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
北京人还忌讳在屋子里面撑伞，老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屋子里面不可撑伞，否则房子会漏！”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顶棚就是北京平房的天花板，北京的平瓦房的顶棚，都是用木条加高粱杆和苇子杆扎的，再糊上壁纸。顶棚高不及丈，又是纸糊的，所以在屋内挥舞长物，极易捅破。
老北京人还都知道“夜晚不可以剪指甲”！因为在电气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夜间照明条件简陋，视线不明，夜晚剪指甲容易剪着皮肤，十指连心，疼痛难忍，那时医药缺乏，全城也找不到一两家医院。即使送到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也不是平民负担得起的。指甲长了忍个一天半天也无所谓，何必犯此禁忌？
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小孩玩火会尿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玩火和尿炕并无必然联系。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这个，是因为小孩好奇，喜欢玩火，不但会烫伤自己，又容易酿成火灾。小孩不知道玩火后果严重，却都知道“尿炕”后难免挨打受罚，又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听到“小孩玩火会尿炕”的警告后，也就不敢玩火啦。
在住房方面，北京人也很讲究，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住房条件的选择。除此之外，北京人还忌讳在四合院中种松柏树、桑椹树和梨树，因为松柏树大多种在坟地中，“桑”与“丧”，“梨”与“离”谐音。北京人有句俗语：“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人还忌讳院子里的地面比胡同、大街的地面低，原因是一进门就得跳蛤蟆坑，而出门从低向高，如似登山，明显不吉利。
此外，数目字中，单数不吉利，一般人都能接受。但是住宅间数除外，四合院中的北房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四破五”。至于东西厢房，也多以三间为准，目的是在院中建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这条线如似人身上的脊梁，是院落中最重要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双数在北京住宅建筑方面是不吃香的，所以，北京出现了这么一句俗语：“四六不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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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理发业
在古代，中国人本不剃头，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于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理发业。中国古代的男子一般都束发留须，即使需要梳理，也是自己动手。女子则或挽发髻，或绾于头上，不需理发。佛教和尚和比丘尼剃光头，都切是由寺里八大执事之一的“维那”负责的，但并未形成行业。
清入关后，颁布使汉人满化的“薙发令”，强迫汉人依满俗剃去前半部头发。薙发令规定：凡大清军所到之处，汉民限于十日之内，尽弃明朝衣冠，尽行薙发改装，服饰仪节，皆遵满制。清朝廷在北京东四、西四、地安门与正阳门前搭建席棚，勒令过往行人入内剃头，违者斩首，这便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京城地面广阔，这四处地方并不能很快地给北京人剃去头发，于是，朝廷又批准军中伙夫在各处街巷建棚或担挑子串户剃头，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理发业。
老北京理发业当时在大街上有门脸的叫剃头棚儿，同时也有挑挑走街串巷的。他们大都手里拿有一铁器，当时人称为唤头，形状似大镊子，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响，以召唤主顾。当时，他们除剃头刮脸外，还为客人掏耳朵，按摩、推拿、正骨。有的上年纪的老人理发剃头时爱睡着，这个时候剃头师傅就会顺式给你按摩一阵儿。有的胳膊腿脚不舒服的，他还给你推拿。他们的剃头挑更是有讲究，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儿热”，是因一头是专为客人洗热水头的地方。上边是一铜盆，下盆架为放热水的小火炉，而圆笼边立一旗杆，旗杆上有青丝穗，其下边有一寸斗。
民国初年，人们思想落后守旧，妇女不敢进理发店理发，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发行当，一些原是在大都市替富宦人家的太太、小姐梳妆打扮的妇女开始为北京妇女理发，大家叫这些人为“梳头婆”。1926年有了专门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或在理发店里专设女部。店铺设备、匠师技艺、所用器具和材料都逐渐西化，改用推子、剪子、洋刀、沙发转椅和厚玻璃长镜。
解放初期，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仍是只会理男发，女发要到理发馆去理。这些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给小孩剃头都功夫了得，他们能在小孩的哭闹乱动中给孩子把头剃好，那锋利的剃刀还不伤着小孩子的娇嫩的皮肤。北京人有为婴儿剃胎毛的习惯，因那时的孩子太小，不少家长不愿抱着孩子跑到理发馆去理发，当听到门口传来“唤头”的声音后，便会把理发师傅请来为孩子剃胎毛。
在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理发师傅也大都加入到了理发馆中，这样在北京的街巷中便很少听到那“噌、噌”响的唤头声了。理发馆一般在店外设立一个红蓝相间、不停旋转的灯作为幌子，告诉来往的行人这里是理发馆，请大家来理发。改革开放前，京城理发店都属国有，可等级不同。王府井的“四联”、西单的“第一理发店”等老字号名店，是考究的顾客的去处。而小街道、小胡同等居民聚居之处那不大起眼的小理发店，却是北京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如今京城已很少能够见到国营理发店，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各类私营美容美发店。
那些目睹过剃头师傅下街剃头的老北京们，或许仍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