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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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
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三十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的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的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那种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所素的态度，也像是人们寻找到情感出口。就像餐桌上的我们，一面在谈论一起起食物造假事件，一边毫无心理障碍的吃着新上的菜，生活中令我们焦虑的事情、诱惑的事情都太多了，肮脏的空气、不洁净的食品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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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1）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那只可能藏身秦巴山中的老虎。在大片树叶的衬托下，它的面孔严肃，眼神忧郁，身上本应暗淡的色彩显得过分斑斓。将它这一瞬间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位叫周正龙的本地村民。在他所居住的文彩村，他以老猎人的身份闻名，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0多岁跟着父亲上山。52岁的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经历过种种急剧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有条不紊的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目睹着山上的野兽越来越少了。当席卷全国的农民工潮到来时，他还前往过上海和湖北打工。短暂的冒险没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变化，他仍旧回到家乡，和老婆在四亩田里种些蔬菜，到县城里卖，偶尔上山打打野猪、麂子。
周正龙，就像他所在陕西省最南端的镇坪县一样，是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沉默的绝大多数。但到了2007年10月12日，一切彻底改变了。在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老猎人将拍摄到一只老虎的过程告诉了全神贯注的听众：慢慢爬到距离老虎不到20米的地方，用傻瓜相机抓拍了71张照片，当闪光灯闪过，老虎吼了一声就消失在密林中。
这张老虎的照片，随即被广泛地刊登于报纸和网络上。它立刻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它是一只野生华南虎。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约有4000多只华南虎，但如今只有散布在全国十几家城市动物园中的不足70只，超过3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没有关于野生华南虎生存的记录，它很可能已经绝迹。中国其余的三个老虎类种，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虎都是从华南虎分化出来的亚种，华南虎的灭绝对物种的完整性和科学研究都造成重大损失。
对科学的好奇心没有维持得太久。这张疑点重重的照片，迅速演变成一场真伪之争，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场情节不断进展的肥皂剧。大批记者蜂拥而至这偏僻的陕南小镇，支持或戳穿周正龙的发现；互联网上则是没完没了的“真的，还是假的”的辩论，一些聪明人发现华南虎的照片与旧年画一模一样；各路专家纷纷表态，但是给予最初肯定的官方评价体系却保持着一贯的沉默与谨慎……在秋天缓缓地转向冬天的2007年的中国，人们暂时从十七大文件的学习、无节制的奥运热潮、汹涌的股票市场中抽离出来，进行一场热烈、安全、毫无价值的公共争论。在12月的第1天，我听到关于这只老虎的最新消息是，一家网站正在邀请李昌钰来鉴定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的真假。作为全球顶尖的鉴识科学家，李昌钰被誉为当代的福尔摩斯，他的履历表上排列着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诽闻案、台湾“三一九”枪击案……这只年画式的华南虎将要位居其后吗？
最远只到过上海的周正龙，如今成为了全国性的人物。这让我想起了吴苹、杨武夫妇。大约8个月前，这对极富表演能力的夫妻站在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那座孤零零的小楼的平台上，挥舞着国旗，迎接着来自四方的媒体。从上空俯瞰下去，四周已成为空空荡荡的工地，这座拒绝拆迁的房屋像是海洋上的孤岛。这张照片一开始在网络流传，接着进入了全球媒体的视野，造就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单继续排列，它还有纸包子事件、厦门PX项目的风波，富士康公司与《第一财经日报》的官司、胡戈与《无极》、朗咸平的改革言论、芙蓉姐姐，宝马案、木子美……这些事件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具有令人鼓舞的社会进步意义，而另一些则仅仅是无聊情绪的释放。但是，它们都有着相似的传播与影响方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2）
一开始，它只是个微小的事件，其中的人物并非是新闻人物，但这一事件一定蕴涵着某种强烈的对比，可以被简化成两种相对立的结论。这一事件最初在网络传播，然后突然性地成为社会话题，然后它就会像一场大规模疾病到了临界点一样，突然性地卷入无穷多的社会能量，似乎人人都在谈论它，并强调自己的立场。但很快，这种势头开始衰落，人们开始疲倦、兴奋点转移，它迅速被遗忘，以至于它在几个月后偶尔被提起时，却恍如隔世。
这真是个有趣的转变。三十年前，对于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外来者来说，除去千篇一律的蓝制服，他们还会被中国人的沉默所震惊，人们不敢表达自己想法。但现在，如果他能阅读中文，看到Sina与Sohu的博客与论坛上的言论，肯定会发现我们是个多么好争论的民族。但你触及到一些议题时，人们义愤填膺、不惮使用最富感*彩、最粗俗的措辞。
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一家dot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的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那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着朴素的信念：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困于信息匮乏，政治权力控制着信息渠道，而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如果能获得通畅的信息，公众会变得更有力量，中国社会将逐渐走向一个更多元的格局。从加州到来的互联网精神，不正是反叛权威、多中心的代名词吗？
这种期待的变化的确发生了。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传统的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在我去寻找到一家ISP公司购买的15元一小时的上网服务的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Secondlife这些新玩意，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我总是好奇，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
如果你曾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你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你也会发现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人们重又借助五花八门的借口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在厦门的PX项目中，本地人借助网络信息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并使这个庞大的化工项目终止，而重庆那对夫妇则在万众瞩目中获得了更多的赔偿，太湖的污染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关注……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次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而且，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兴表演式的，它瞬间即逝，似乎是围绕着媒体象征而突然短暂的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其喧闹获得满足，然后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这种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自知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
我记得计算机科学家Robert Metcalfe那个著名的公式V=n（n…1）；一个网络的价值约等于这个系统用户数量的平方。所以这些因触动了某种社会情绪的事件，迅速获得了压倒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其他信息反而被遮蔽了。这就是信息时代令人反讽的现象之一，我们以为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宽了，但经常是更窄了。
公共空间的建立比想象的更复杂，今日社会更需要的是公民，而不仅仅是个体。10年前的62万到今天的亿，中国的网络社会几乎是呼啸式崛起的，它打破了最初的一些线性的判断。信息技术这种新力量，立刻卷入了中国既有的社会生态中，在一些方面甚至被放大了。是的，人们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被局限受困于某个体制，在言行上循规蹈矩，但是他们却变成了一个个原子式的存在，无缘由地放肆和喧闹，他们强调自己的权力，而不愿意提到义务，当这种强调被拒绝时，他们要么变得狂躁，要么就逃避。如果你耐心阅读网络上的语言，你会发现暴力与嘲讽是其中最重要的情绪，它们能够解构一个旧世界，却难以建造一个新世界。就像此刻中国的网络社会，它们富有能量，却像是一个野蛮人的世界。
我的语气显得悲观，哪一个健康社会在形成的初期，不都是这样热气腾腾、喧闹不堪？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认定当我们的生活日渐富足、信息流通日渐通畅时，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就自然产生的期待，是多么的一厢情愿。
一个社会很有可能长期陷入一种既压抑又放纵、既心虚又骄傲、既焦虑又自满的状态之中，人们在这些截然相反的状态中摇摆，无力挣脱。
从那只真假未定的华南虎开始，我已经说得太多，也不够清晰。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纷乱的状态中。
可疑的成就（1）
我和电子游戏热烈却短暂的恋情发生在1988年前后。200元左右的任天堂游戏机，代表着我那时生活的主要梦想。《赤色要塞》、《魂斗罗》、《绿色兵团》的图像、声音和过关秘诀，就像“霸天虎”和“汽车人”一样熟记于胸。我家门口那个破旧游戏厅有四五台任天堂，14寸的电视机充当它的显示器，彩色的比黑白收费高些，那成堆的游戏卡让我心痒不止。我忘记了具体的收费，不过当老板宣布可以按半小时计时，我和朋友们都雀跃不已，全然不顾我们可怜的零花钱更轻易的付诸东流，尽管同样的10元钱，但分两次似乎比一次性花完要节俭一点。我们还会兴致勃勃的骑上一个小时车，奔赴一位远道同学家里，因为他买了游戏机，然后对于几个小时的免费时间心满意足。
我忘记自己的热忱是如何消退的，既因为笨拙，总难以成为高手，也是喜新厌旧，金庸的小说取代了《魂斗罗》。说来惭愧，在整个青春年代，我对于任何狂热都保持着免疫力，我对武俠小说、电子游戏、漫画、摇滚乐、诗歌、甚至姑娘都没产生过忘乎所以的热情。我记得高考那年，7月5日那天，我的同学搞到他们平生第一盘黄色录像带，兴致盎然三五成群的聚众观看。我没太犹豫就拒绝了邀请，因为两天后的7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阅读考卷时头脑中反映出的什么，总之他们几个都成绩都比模拟考试低了三十分，少年的意志就像是土筑的堤坝，它轻易的被摧毁。我经常为自己内在的理性吃惊，并痛恨于这种‘清醒’——它经常是冷感的另一种说法。
我对于电子游戏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是大学二年级。突然之间，所有的宿舍都开始购买电脑。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大学第一年仍保持着中学时勤奋的惯性。对他们来说，通往北京大学的道路比我这样的北京考生崎岖得多。我上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