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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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扔刖贸沙ぜ涞墓叵担骨咨硖逖榱斯�50年间日本的兴起与停滞。在其两年前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中，他写道：“制度的变迁是漫长的，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旧有势力尽力保持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的竞争决定制度的转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6）
所以在这种层面上，他相信今天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它或许是150年来日本第三次伟大的转折——明治维新将日本塑造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的日本则创造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而今天的日本又身处一个转折路口。在前两次转折中，日本的模仿天赋起到关键作用，但这一次却是没有航海图的新旅途。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这种转变。青木兴奋地将最近一期的《时代》日本专题展示给我，这份杂志称日本的希望已经出现，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今正在变成GDC（Gross Domestic Cool）。“三种关键的力量驱动了这场转变”，青木相信，是信息技术、全球化与人口状况的变化，迫使日本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信息技术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在2002年编著的《模块时代》一书中，青木昌彦努力使人们相信，信息技术对产业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使产业结构模块化，它在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要求对应的制度透明化与扁平化。全球化的力量则使日本必须面对更为广泛的竞争，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直接地增强了竞争力。而在人口状况方面，日本即将到来的劳动人口缩减将被迫使日本重新定义自己的竞争力与社会形态。
青木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的响应。他们愿意把过去10年理解成再造日本的必然过程，他们充满惊喜地盯着新一代日本人的成长——他们更加富有独立性，他们抛弃掉大公司，转而创造自己的小公司。“未来的日本将越来越多元化”，青木说，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力量将再次主导日本，日本社会将包容越来越多的力量，Cool产业是日本新的增长点，却绝不是惟一。
日本的结构性调整正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变迁重合，正在从制造业的经济时代转入一个服务业经济时代。但如果我们误以为日本仍处于烂泥潭中，则可能错失一次学习良机——一个国家如何再次艰难地重塑自己。
像很多同代人一样，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的青木昌彦深受那场三四十年前伟大争吵的影响，自由市场与国家主义的争论分裂了政治世界与经济学思想。如今，技术革命与全球化正试图融合一切，但一个同样艰难的挑战是，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新趋势。青木对于未来20年的世界的设想是：地域与国家界限已不再重要，所有地区几乎都要面对同样的竞争，国家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如何提供良性的竞争平台。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确相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它的生气勃勃与高速增长的确令人赞叹，但这绝非意味着中国仍有足够的时间来重走日本的道路。面对一个日益加速的世界，我们既要面对工业社会发展的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与今天的日本面临着同样的变迁——如何在新型的服务经济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即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将同样艰巨和富有震荡性。请放弃对日本的传统眼光，看看这个社会如何重新孕育新的生命力，这对于我们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了解那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在2004年8月份的亚洲杯决赛结束时，船桥洋一，《朝日新闻》声誉卓著的外交专栏作家对中国球迷在电视画面上的表现深感震惊，他相信中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说明中国公众对于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而在日本国内，他同样发现日本公众对于中国的屈辱历史也毫不关心，他们一点也不想了解中国人愤怒的原因。船桥洋一相信，重新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历史是中日双方和解的第一步，仅仅将历史视作政治的仆从，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历史的报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7）
梅棹忠夫的《所谓日本》是我读到的关于日本文明的最好的入门读物。它有力地消除了我们对于日本碎片武断式的理解：日本人是模仿的动物，日本不过移植了西方文明……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日本不仅仅意味着凶残的战争制造者，索尼与松下电器，或是儒家文明与西方技术的混合体，他们像我们一样拥有自身的传统与独特性。
“来自黑洞的使者。”1983年，在日本国力民族学博物馆任职的梅棹忠夫这样被介绍给法国的听众。因为日本像黑洞一样吸纳着各种信息，自身却不发出任何光线，不对自己作出任何解释。也因此，外界对这个国家充满猜测。
63岁的梅棹发现，外来者常常通过两种模式来理解日本，一种是日本的模仿文明，一个世纪以来日本通过不断模仿西方而建立起一个酷似西方的文明，而在此前它模仿的则是中国；另一种是转向说，日本人具有极强的自我修正能力，在19世纪西方冲击到来后，他们改变了原有的道路。
1957年因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论》而获得成功的梅棹相信，这两种理解方式都是典型的线性思维，认为只有遵循了西方式道路才可能成功。他所提出的“平行进化论”则说明，日本与中国、朝鲜等远东文明并不相似，它的发展轨迹也不可能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就突然转向，事实上，日本在自身社会的发展与西欧文明的兴起遥遥呼应，日本从一开始就具有欧洲文明的要素。
在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分裂成近百个藩，这与欧洲近代的城邦制很相似，同时由于这些藩都在德川家康为首的幕府统治下，这一统治又类似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制。17世纪开始兴起的町人则像是欧洲同时代的商人一样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拓展商业活动，并带动了消费，日本的陶瓷业在16世纪便得到了飞跃发展，17、18世纪则是酿造业发展期，在17世纪末，作为出版业中心的京都已有了70~80家书店，每年出版170种新书，好似日本的文艺复兴……尽管17~19世纪的日本常常被视作一个“锁国”的年代，但这种锁国却恰好终止了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日本自身的文明开始逐渐发育，其特殊历史遗产给它带来的发展恰好与欧洲文明相似。于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1853年入侵日本，并非使日本的发展方向转向，而是使17世纪就开始孕育的近代萌芽获得更有力的复苏与生长。
比起突变论，梅棹更相信文明的连续性。也只有了解了昔日日本的传统，才能对今天的困惑作出某种解释。为什么日本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获得成功，而其他亚洲国家都失败了？日本的汽车与电子技术的领先，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日本既吸收了中国传统也吸收了西方文明，但归根到底，它拥有自己的生长方式，不管是儒家或是基督教，其实都从未真正占领日本，日本文明的奇特性在于它吸收的外在力量越多，它自身的传统就保存得越好。
阅读梅棹忠夫这本小册子充满愉快，尽管他的论点并非总是具有说服力。但他平心静气的叙述方式却委实动人，而且他是一个比喻高手。除去黑洞的比喻外，他还说日本文明是“受信机”型的文明，发信功能比较差；他还说比起其他国家，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尽管它和其他鱼类一样在大海中游泳，但没人知道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当然，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都可以宣称自己的国家是鱼类中的异类，像中国这样的体积庞大者，也可以毫不羞涩地说自己是鱼群中的鲸鱼。但梅棹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提示是，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理解世界是武断而不可靠的，我们必须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他曾提到过各国世界地图的不同，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天哪，清除我们根深蒂固的妄自尊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一项多么艰难的挑战啊。
200年前，当托马斯·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密谋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时，欧洲世界仍在马可·波罗创造的“中国神话”中不能自拔。200年后的今天，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却能真切地触摸到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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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1）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对于新式火器不屑一顾。
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英国保守自由主义大师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巨大变化一样。”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相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洋人。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则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2）
幼童的悲剧
在1872年至1875年间，120名9至15岁的中国少年分四批被送往美国，按照派遣他们的李鸿章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