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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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在渐进中变革（3）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 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长，“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制高点之争”。但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在渐进中变革（4）
*是个好东西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化浪潮的第三波，*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的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渐进中变革（5）
新兴力量的出现
刘东华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当他1997年来到《中国企业家》时，这是一份困难重重、不见起色的杂志，发行量不过1万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务于一个尴尬的群体——直到1999年，人们依旧还在问，中国有所谓的企业家吗？他们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仅仅5年后，作为这份杂志的社长，39岁的刘东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它已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媒体之一，发行量增加很多，员工由最初的12个人扩张至50人左右。
这本杂志的口号的变迁印证了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过程，正如刘东华解释的，“最初我们是‘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后来大家认识多了，改成了‘一本可能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再后来，‘一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我们认为这个群体仍然脆弱。后来，‘一个媒体一个阶层’，现在则是‘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他们开始从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他们开始牵挂和影响别人的生活……”
在*十六大结束后的当天，《中国企业家》举办了相应的讨论会。就像刘东华所说的，他的企业家朋友们感受到一种空前的放松感。尽管“七·一”讲话赋予了企业家以新的社会地位，但几个月后的查税风暴仍令他们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自信自己能够“看得更远”的刘东华认为，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的心态也正在变得成熟起来，“从前，他们很少有身份认同感，用捐助活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意，来获得社会承认，今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做企业本身就可以赢得尊敬，他们变得更从容了。”
但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马立诚却并不那么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4 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于农村的袁岳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在渐进中变革（6）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实验所影响。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或是富人的*的差异，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