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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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敌兵分4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4月23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我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我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25天。5月13日，敌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向东固前进。16日至17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我军向东横扫，于5月19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残部；5月22日，我军在中村歼灭西援之敌第27师近一个旅；5月27日，我军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伤后毙命；5月31日，我军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3个多团。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痛心疾首，发了疯似地宣称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亲携德、英、日、美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组成两个集团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妄图击破红军主力，捣毁革命根据地。其部署：左集团军指挥第6、11、14、5、8、24、9师等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集团军指挥第60、61、52、25、27、47、54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军作战；第23、79师和骑1师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川一带进行“清剿”，担任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第28、77师和第12师第34旅，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第49、56师和新编第14旅，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3、4、5、7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另抽第53师进入江西吉安待命。
1931年7月1日，敌向我大举进犯。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只有3万人左右。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等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由闽西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之“围剿”。
7月底，敌发现我主力已转移至兴国地区后，即令其主力分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进攻，妄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我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突破富田一点，由西向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置敌于赣南无用武之地。此时，敌两个师先我进至富田。在我军西临赣江，北、东、南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荫蔽我军企图，以一部兵力佯装我军主力指向赣江，主力巧妙地穿越敌军40里的空隙地带，进抵莲塘，歼敌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歼敌第54师大部，尔后又在黄陂歼敌约4个团。此时，敌才发觉我军主力东去，遂令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以密集包围的姿势，接近我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此时，我军以部分兵力引敌东北方向，主力从敌20里间隙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待敌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敌被我拖得精疲力竭，无奈于9月初退却。我乘机进击，在高兴圩一仗与敌打成对峙，在老营盘歼敌一个旅，在方石岭歼敌1个师及另1个师一部。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2。5万人，缴枪1。3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的战略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十六字诀，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作战理论的形成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物资补给困难，战斗力一般较弱，并且一开始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地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由于红军的弱小，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立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经验。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不久，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同年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内容。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4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发展。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即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0年10月底，中央苏区面临10万敌军大规模“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总前委罗坊会议上通过。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利用苏区的民众条件，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造成敌兵力分散，削减敌人优势。而后，红军转入反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红军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诱敌深入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个原则，要求红军每次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作战路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很好地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使运动战成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新城作战中，全歼敌一个营，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歼灭战。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底在龙冈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歼敌近万人的歼灭战。毛泽东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歼灭战思想，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并深刻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这个阶段，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并以缴获的武器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
红军一贯重视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集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并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条根本原则。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还形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第三，敌人多是比较密集，打它一个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否则其余敌人便会都来。红军进行速决战，迅速歼敌一部，不仅鼓舞我军士气，还给敌人阵营中造成恐慌。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采取速决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27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煮为副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了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由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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