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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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　　　　
　　　　为了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规律，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服务，叶剑英于1956年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彭绍辉任副主任。1958年1月8日，中共军事科学院临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彭绍辉、杨至成任副院长，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成立后王新亭兼政治部主任），下辖战役部（李夫克任部长）；战术部（彭绍辉兼部长）；战史部（韩练成任部长）；外军部（宋时轮兼部长）。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军事科学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今后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以推动我军迅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他勉励全院同志，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密切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生产为建军所需要的产品。同年5月25日，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结合的方法，广泛采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敌人，研究未来战争所需要的战术、战役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各项意见。　
　　　　1960年8月，增设军事技术研究馆。军事科学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1960年后，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和野战军都相继成立了军事学术研究机构，组织起一支研究队伍。这些机构和队伍当时的工作重点是编写条令，同时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军事科学院的带动下，全军出现了编写条令和教材的热潮。　
　　　　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林彪的干扰破坏，各军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学术研究机构陆续被撤销。1969年9月，军事科学院的组织机构也作了调整，编设办公室、政治部、学术保障处、管理处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以及外军研究等部门，撤销了军事技术研究馆，研究人员也大为削减，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72年以后，为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相继新建和恢复了计划指导部、院务部、军制研究部、政治工作研究室、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辩证法研究室、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和军事科学出版社等机构。1979年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军事院校亦相继恢复或设立军事学术研究部门。1980年以后，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的机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和加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发挥军事科学理论在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1982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学术研究，使之真正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并希望“军事科学院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1986年3月28日，中央军委再次明确指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要求军事科学院要成为军委、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目前，军事科学院下设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军事运筹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百科等研究部门，已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军事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发展战略和建军、作战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编著和出版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军事科学理论著作和研究咨询报告，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军事文选（集）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及有关的研究论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役、战术、军制、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著；国防和建军、作战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和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和其他条令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战例；中国历代军事和军事名著的研究与译注；军事运筹著述；外国军事的研究论著和译著；军语、军事辞书等。还编辑出版多种军事学术刊物。这些研究成果对发展和完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推动全军战略战术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借鉴历史经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军当前和今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任院长：叶剑英、宋时轮、郑文翰、蒋顺学、赵南起，现任院长徐惠滋；历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兼）、粟裕、王树声、王新亭、廖汉生、萧华、刘志坚、袁升平、梁必业、王诚汉、杨永斌，现任政治委员张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改变　　　　
　　　　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解放军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国防部长，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军事工作，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由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并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领导岗位。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人员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全军领导机关逐步形成了“八总部”的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50年代后期，又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体制。　
　　　　总参谋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为加强对全军军事训练的领导，原总参谋部军训部于1955年5月划归新组建的训练总监部建制。　
　　　　1956年，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通信兵部，直属军委领导。1957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大量裁减军队的决定，嗣后，撤销总军械部，将军械工作划归总参谋部管理。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认为，我军的组织体制仍然存在着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叠、分工机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军的组织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会后不久，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1959年又撤并了军校部、出版局，增加了管理局、外事局。通信兵部、防化兵部划归总参谋部。到1965年，总参谋部下设部门有：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通信兵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防化学兵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管理局等。　
　　　　总政治部于1954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7年和195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等部门，将干部工作、政治监察工作划归总政治部管理，将总干部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划归总政治部建制。与此同时，总政治部的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文化部和宣传部合并。经过此次调整，总政治部的机构变为7个部门：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群众工作部和秘书长系统。1962年，总政治部整编，将青年部从组织部分出，将文化部从宣传部分出，并增设国防科学工作部和直工部、管理局。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总后方勤务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50年代，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总后勤部的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充实，辖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营房部、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2个部门。此建制一直沿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其间，因学习苏联军队的经验，一度曾将财务部、军械部划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因不适合中国军队的情况，后又改归总后勤部建制。　
　　　　为了既利于战备建设，又利于执行作战任务，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是：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军区，大军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和管理本军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部队，并与海军、空军领导机关共同领导本军区内的海、空军部队。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至此，全国一共13个大军区。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1969年1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西藏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领导。从这时起到1985年，全国一直保留了11个大军区。1985年7月，为了适应现代建设需要和百万裁军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6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2年提出了“整军备战”的军事工作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于二三月间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整编原则和整编方案。会后，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编。为加强地方部队建设，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部队和守备部队的编制也进行了调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回国　　　　
　　　　朝鲜战争停战后，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远东和平，志愿军主动撤军回国。　
　　　　1954年9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辞职，邓华将军任司令员。同时宣布志愿军将于9、10两个月从朝鲜撤出7个师回国。　
　　　　1955年3月31日到4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有6个师全部撤离朝鲜回国。为了进一步谋求打破在朝鲜问题上所造成的僵持局面，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缓和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和平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本着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完全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并决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撤离朝鲜。3月15日到4月25日，志愿军6个师8万人撤出朝鲜回国。7月11日到8月20日，志愿军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0万人撤出朝鲜回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