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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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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2)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后死者”,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后死者”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后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2)

  2002年,雷海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1)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2)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现代作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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