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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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 1998年9月初。
黄宝珠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投诉人资料: 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 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过去叫ABC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11个子女,9女2男。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难者:
陈福来
陈朝根,男,40余岁
陈福裕,男,8岁
陈玉枝,女,7岁
投诉人: 陈福来,男,1936年生,现在住在BLK 95#07770,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 我只记得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6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10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领去看中医师,在丝丝街,吉宁街,一家中医药行,他们用草药敷。
陈福来身上的伤口
刚刚回家时,除去白灰炸伤,部分皮干后,浮肿,连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浓血拔除,每日清除浓血。像鸡骨那样,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后才慢慢复原,前后经历七八个月,这位中医师没收半分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别人一定医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则双腿溃烂,在医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领出医好。
我父亲和表兄在我们转入竹脚医院三四日后,检证时,一检不回头,被日本兵不知载到何处杀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伤心落泪。
我曾遭遇日本人,让他们看我身上的两个洞,他们说那是朝鲜人打的。
以前我家楼下,尚住一位老太婆,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很深的疤痕,为日军屠杀时杀错手留下的最佳证据,可惜她已死去。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4日。
220. 蒙难者:
游镜传,男
游镜泉
投诉人: 游镜传弟弟游镜泉,1914年生,原籍广东大埔。现在住在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158,Singapore 2365。
蒙难地点: 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投诉内容: 1938年左右,日本打中国,我只身由汕头乘船来寻长兄,打算在南洋谋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们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长兄南渡。
抵达新加坡后,我就与哥哥及一班同乡住在武吉班让九条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军入侵新加坡,由兀?纵贯大道,突击而至,事发突然,我们都很惊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难,只有听天由命躲在宿舍。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4)
事情发生于1942年2月14日(大除夕),夜里10时余,我们住在离客属公会不远的九条石,几十个没家眷的单身汉,被拥入的日本兵带走,到了牛山,有个农场,我们被命在农场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2点多钟,日本兵押我们出九条石路旁的石厂篱笆下,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进入武吉班让后,他们的大本营设在石厂再过,火车桥桥底下,照估计有二三十位日本宪兵占据该地点。
4点多钟,他们把我们带去石厂边,先杀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将剩余三人带往他处,至于什么地方则不得知,后来音讯全无,应该也牺牲掉了。
七人名单我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是: 我兄游镜传,陈玉,陈和,陈榷,赖溪,黄锡元。
我哥哥本来可以免去砍头之列,他的脚有肿伤,骗说走不动,宪兵叫他离开,却又见他能行动,便又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