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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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勃斯接着说：
　　“在全面投降之前，我们请求承认德国新政府，同它取得联系，并提供同你们的政府交往机会，这样做对你们只有好处。”
　　我重复了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即德国人必须彻底投降。之后，我走进隔壁房间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
　　我在向朱可夫元帅报告时，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看来，克莱勃斯此行不是来谈判投降的，而是想摸清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即我们会不会与新政府进行单独谈判？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同我们继续作战了。戈培尔和鲍尔曼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开始同我国政府和谈。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和寻找我们与盟军之间的裂痕，以制造我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克莱勃斯显然是在施延回答问题的时间，他想争取点时间，但这对他们并不利，因为我们的军队还在继续进攻，我们只是在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经过的地段上停止了战斗。”
　　朱可夫元帅又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他马上把全部情况报告莫斯科，并命令我继续谈判，争取让克莱勃斯同意彻底投降。
　　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将军把1945年4月30日起草的第2948号命令草案递给我让我签字。我看了一遍，觉得一切都很正确。我默默地签署了这个文件。实际上，这个文件是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最后一份战斗命令：
　　“鉴于柏林被围守敌有可能投降或大量被俘，我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队作好接收4—5万名俘虏的准备，为此必须：
　　（1）1945年5月1日前，在集团军进攻地带上的城市外围，但离城郊不得远于5至8公里，建立足够大的集团军战俘收容所（可设在达姆地区）；
　　（2）为了对战俘提供伙食，须调运必要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为了可靠地看管俘虏和将他们由集团军收容所押送到方面军战俘营，每个军均应抽出1个步兵营。
　　（2）为了适应柏林守敌投降时的需要，预先应确定解除敌部队武装的一些地点以及划定将战俘从城市押向集团军战俘收容所的行进路线。那里也将接收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俘获的战俘。
　　关于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应于1945年5月1日18时前报来。”
　　6
　　我又回到了谈判的房间，这时是4点40分。由于疲劳和失眠，脑子里嗡嗡地直响。做不习惯的工作，很容易使人感到疲倦。
　　我坐在克莱勃斯的对面。我感到，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他斟酌了情势并准备好了一些新的论据，替自己的建议辩护，确切地讲，是为了戈培尔的建议辩护。他首先开始讲话。还是坚持要求暂时停战。
　　“我不能谈别的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全权代表，我不能替自己的政府负责。同德国新政府进行和谈对你们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德国政府Pass啦！（译注：此处为英文，意思是完蛋。）（他自己也笑了笑）而你们是强大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出“皇后”了，克莱勃斯亮出了王牌。不能再让他死死地纠缠了。他显然是想把我拉入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去。
　　“您应该懂得，将军先生，”我说道：“我们知道您打算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您打算警告我们，你们将继续作战，准确地说，进行毫无意的顽抗。但这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要直接了当地问您，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
　　克莱勃斯默默地看了我几秒钟，不知说些什么好，然后说道：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抑制不住要发笑。我说：
　　“将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拿什么兵力来战斗？”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补充道：“我们正等待着你们彻底投降。”
　　“不！”克莱勃斯叫了起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当彻底投降的时候，我们从法律上讲，将不再作为政府存在了。”
　　谈判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很清楚，克莱勃斯的任务就是要说服我们承认其所谓的新政府。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同意，他不可能改变他所提的建议。他只会坚持这一点。在他的谈话中和一切行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失望，但他还是不走，等待着我说些什么。很可能是等着我声明，我是将他作为俘虏在同他谈话。
　　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信。信中，大使感谢苏军对使官成员给予的关照。
　　时针已指向早上5点。我忍耐不住了，于是对克莱勃斯说：
　　“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作了俘虏。而此时此刻您还在坚持停战和进行和平谈判。”
　　克莱勃斯的身子抽搐了一下。
　　他很快问：“在哪里？”
　　“到处都有！我说。
　　克莱勃斯惊奇地说：“没有命令他们就投降吗？”
　　“我们部队在进攻，因此你们的人在投降。”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吧？”这位德国将军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卡秋莎”火箭炮齐射的轰鸣声。克莱勃斯的身子甚至卷缩成了一团。
　　我拿起报纸，大声地读首路透杜的一篇关于希姆莱玩弄的一次外交手腕遭到失败的报导。他在瑞典王室成员贝尔纳多特的帮助下，急于同英国权威人士和不列颠政府进行谈判。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转告，元首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个已经灭亡的人。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读着希姆莱的讲话，“我的双手不受束缚了。我希望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免遭俄国的入侵，我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以便西方大国的部队能尽快地向东线推进。与此相反，我没有在东线投降的打算。我过去是、并且将永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对克莱勃斯说道：“听到了吧，希姆莱就是这样对英国人讲的。”并继续往下读：“由于苏联政府的干涉，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和希姆莱进行单独谈判。关于这点已通知苏联政府。”
　　我看着这位军使。克莱勃斯显然很苦恼，他低着头喃喃地说：
　　“没有授权希姆莱这样做。我们曾经很担心这一点。希姆莱并不知道元首已经自杀。”
　　“但是，希姆莱曾通过无线电台指定了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地点，你们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克莱勃斯说：“这是他个人出于其它考虑所采取的局部措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补充说：“如果一旦彻底投降，我们就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了。”
　　此时，一个德国翻译人员插话说：“柏林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克莱勃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俄语不比你讲的差，”然后，对着我用俄语很快地说：“我担心会建立别的政府，这个政府会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我只是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但我觉得，希姆莱同你们盟军谈判一事做得过火了。”
　　克莱勃斯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早已知道希姆莱的谈判情况，并深信我们的盟国会被希姆莱的建议所诱惑，而苏联政府将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戈林曾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说是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稍稍停顿一下后，克莱勃斯又重提建立德国新政府的必要性，说新政府的任务是同强大的战胜国、即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
　　我又一次提醒克莱勃斯，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与我国政府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行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讹诈。至于新政府，我们认为，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威信的德国政府，将是同意彻底投降的政府。
　　“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它要履行希特勒的遗嘱，决意继续进行战争。你们的‘新’政府、或者是‘新内阁’，正如希特勒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所讲的那样，要在将来完成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是遗嘱中的这段话：‘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把这几行字指给克莱勃斯看，我说：“难道从希特勒死前的这些话中，还不足以看出，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拒绝全面投降，而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但不得不坐在这儿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入私人交谈。
　　我问：“古德里安将军现在在哪里？1939年我在布列斯特见过他，那个时候他指挥着一个坦克师。”
　　“他在3月15日之前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他病了，现在在休养。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副手。”
　　“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
　　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来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是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员普罗宁少将、我的第一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作战处长托尔科纽克上校、情报处长格拉德基上校、副处长玛杜索夫中校，和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一起，来到我的指挥所。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这是一间用作食堂的房间。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大家都感到饿了。克莱勃斯同样没有谢绝，他端起杯子，拿起了面包。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
　　我们坐在这儿，个个都感到疲惫不堪。战争即将结束，但这最后的时刻却使人烦躁不安。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命令。
　　但前线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集团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首先是炮兵部队做好继续强攻的准备。侦察兵监视着敌人及敌人的预备队和供给情况。各分队补充了弹药和燃料。工兵修建并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口。我时而离开克莱勃斯来到隔壁房间，关照司令部的工作，下达命令和作批示。
　　各军师指挥员已得到明确的通知，虽然谈判进展正常，但各部队应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就马上开始强攻。情况是这样的：戈培尔、鲍尔曼和克莱勃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拖延时间，他们期待着俄国人或许会跟各盟国发生争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