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改变世界的日子-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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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外公如何准备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基辛格的回忆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道：“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导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不过，对于并非汉学家的基辛格博士而言，能讲出这些，已属难得。
基辛格继续写道：“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以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
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池，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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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最高级会见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外公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随后，外公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关于中美关系，外公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