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汨罗江:长沙会战-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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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重镇长沙


　　今日长沙天心阁

　　

　　湘江

　　

　　爱晚亭

　　长沙是一座富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几千年来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但始终坚如磐石，屹立于湘水麓山之畔。关于它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有珍贵的古物遗迹，有动人的历史传说，有优美的诗歌文赋。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公元前约4000——3000年，这里已有原始人群的火坑和原始村落的遗址。实物资料证明，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开拓。相传虞舜时期，长沙属三苗之国，夏、商、周均属荆州之域。
　　据史籍记载，长沙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周成王时，各地献方物，内有“长沙鳖”的记载。关于“长沙”这一名称如何而来，史家历来有分歧。《十洲记》：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川至东莱，地可万里，故曰长沙；《郡国志》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史记·天官》认为长沙得名于天上轸宿中一颗名为“长沙”的小星。凡此说法种种，不一而足。
　　长沙在中国古代历史活动中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
　　春秋时期，荆州这块土地上兴起了楚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划天下为36郡。将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些县设为长沙郡，治所定名为“湘县”，即后来的长沙县、善化县等地方。这是长沙正式列入地方行政系统之始。秦二世暴政而亡，西汉代之而立。高祖刘邦以番阳令吴芮平秦有功，封为长沙王，将湘县改为临湘县，于是长沙成为一个诸侯王国的都城。此后直至南北朝，长沙这块地方一直称临湘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再次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并将地方设郡、县两级，废临湘县，改称长沙郡、长沙县，这是县级政权以长沙命名之始，迄今一直沿用。唐宋元明清各时期，长沙县的上级行政系统或郡、或州、或府不一，再上一级或州或省不同。总之，在这其间，长沙不是小王朝的都城，就是州郡的治所。辛亥革命后，长沙这块地方改用省、县两个等级，称湖南省，省会是长沙县。1933年，成立湖南省的直辖市——长沙市，从此市、县分治，市区东抵东屯渡，西达麓山背，北濒捞刀河，南包豹子岭，面积近180平方公里。市以下分东、南、西、北、文艺、岳麓、金盆、会春八区。
　　当时，长沙城坐落在湘江东岸，沿江呈长方形。浏阳河绕城自东向北流入湘江，另外，捞刀河在城北与浏阳河交汇，而粤汉铁路由城东平行通过，城东南及湘江西岸为山地。在湘江西岸，依江而立的便是著名的岳麓山。它是南岳衡山的一条走脉。旧说南岳72峰，岳麓就是其中之一。
　　从湖南的全境来说，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可见，在古时，人们就将长沙视为军事重镇。
　　由于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南北冷暖空气交汇之区，季风现象显著，影响强烈；降雨量充足，而无霜期又长。这种自然物候，极有利于农事活动，具备多种作物所需的热量条件，特别是适宜于水稻的耕作。因此，湖南是全国富饶的水稻产区，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的说法。而长沙则是这一带物候之集大成者，是这一产区的总仓库。所以，在经济上长沙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军事上长沙也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由于长沙所处位置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为争夺长沙而进行的大战并不多。除了在三国时期，吴蜀之间曾为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厮杀外，在接下来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除唐末、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及金人、元人、清兵在不同时期攻打过长沙外，长沙这个地方基本上还算太平。在近代，洪秀全曾率太平军由广西杀入湖南境内，并对长沙城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进攻。由于清军死守长沙，太平军最后撤军而去。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军阀的兴起，因争夺地盘而起的战乱不断，长沙也逐渐被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了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便陷入敌手；11月，岳阳失陷。长沙成了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可是正在这时，长沙城发生了一件令世人为之震惊的事情。一场“文夕大火”几乎将整个长沙城化为灰烬。这就使得本已成了粤汉线上一座“孤岛”的长沙城更加难守了。
　　1939年9月，日军终于向长沙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又于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两次进攻长沙。这三次作战合起来便统称为“长沙会战”。
　　在整个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官兵十几万人。他们同样为保家卫国默默地洒下了自己的热血。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中国军队攻克平江，通过该城，向北追击。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暂不介入欧战，而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争取主动，为南进或北进打好基础。9月15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的文件，企图使中国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与汪伪合流，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巩固其在中国的霸权。
　　为统辖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建立中国傀儡政权的需要，9月中旬，日军大本营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在东北的关东军除外）。
　　在此期间，在华日军正依据其新的军事战略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团）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团、1个支队；华南第2l军有3个师团；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团陆续调回国内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回国部队。至1939年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被分为4个战略集团，并规定了其各自的任务。
　　为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关于北进还是南进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10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组阁后，反复强调“中国事变的成果不能动摇”。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明确表示：南进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极为必要的措施”。这样，日本在1941年夏秋之际再次调整侵华战略，在准备南进的同时，继续向中国大举进攻，以期早日结束中国事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最终解决中国事变。
　　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便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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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整战略方针


　　日东条英机（前排左三）内阁成立。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这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直强调的核心问题。
　　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此次全国共划分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战区；敌后新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