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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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君恩，荣任要职，就得到了明帝授予的“抚安军民”之权，即得到了统治属下人员之权，可以凭藉这个权力加强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猛哥帖木尔身为明臣，有义务为朝廷效劳，要忠于皇上，不能为非作歹，叛逆不法，也就是说要管辖部属，安分守法，禁止他们扰乱边境，劫掠人畜。这是一切女真卫所官员必尽的义务。因为这次是谕劝来朝，重点在招抚，故这层意思没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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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祖世系（2）
第三，帝谕给予猛哥帖木尔“赏赐”。“赏赐”虽只二字，却包含了重要的具体内容，有相当多的物质利益，即可以通过入京朝贡领取银帛衣帽等优厚赐物，出售土特产品，买回（或领赏）耕牛、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必需用品，若遇特大天灾人祸，还可奏讨赐物（米、盐、牛等），渡过难关。
第四，明帝并不强迫女真卫所人员放弃旧俗，改从汉制，女真可以照样“打围牧放”，以农为主的可以照旧耕田种地，打牲的继续进山猎捕兽禽，采挖人参，捞拾珠子，“从便生理”，一切都可依照多年传统继续进行。
第五，明帝不干预猛哥帖木尔属卫内部人员升降事务，给予他保举官员的权力，哪些头目当封，应授何职，皆由猛哥帖木尔“开写来奏”，依奏批准，授予“名分”（官职）。这样一来，不仅维护了猛哥帖木尔在部落中原有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扩大他的势力，提高他的威望，巩固他的地位。
第六，有了这道敕书，成为明朝官员，猛哥帖木尔就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后盾。过去，他只能以一个部落的女真头人的资格，与朝鲜往来，不得不称臣纳贡。如果朝鲜国王施加压力，甚至发兵征剿，只有孤军奋战，以少敌众，以弱对强。现在不一样了，受封之后，就是明朝地方军政机构官员，就是大明天朝的臣属，就可寻求明帝的支持，对付朝鲜的压制。
根据敕谕及王教化的劝说，猛哥帖木尔决定率领部众，归顺明帝，但又怕朝鲜国王阻拦和侵凌，因此一面收拾行装，准备亲赴明都受封，一面又设计敷衍，对朝鲜官将东北面都巡问使吕称佯说，如若进京，虑被其他女真及倭寇掳掠，“以是忧疑未决”，对大护军李愉，则伪告“我等不从朝廷招安”。朝鲜国王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戒，并于五月派专使入明，告称猛哥帖木尔因避其他女真袭扰，来到本国东北居住，授予“镜城等处万户职”，不愿返明，奏请将他及其管下百余户留下，继续在朝鲜附藉当差。明帝甚怒，于七月初五训诫来使，不仅不允其请，而且严厉责备国王不放猛哥帖木尔是对君不敬，宣称：“猛哥帖木尔，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也。”使臣急忙返朝，朝鲜国王立即上奏认过，表示迅即督送。但就在使臣回朝之前的十几天，猛哥帖木尔已于九月初三日同王教化的离家出发，前往北京朝拜皇帝去了。
猛哥帖木尔进京叩拜后，永乐皇帝授以建州卫指挥使之职，“赐印信、钑花金带”，赐其妻幞卓“衣服、金银、绮帛”。猛哥帖木尔害怕受到朝鲜兵马袭击，于永乐九年（1411）迁往建州卫释家奴居住的奉州，在今吉林市南辉发河流域一起耕牧。永乐十一年至十四年间（1413—1416），明廷另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尔掌卫事。
猛哥帖木尔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忠顺，除遣部众进呈礼品外，还多次赴京朝拜，贡献马匹方物，仅据《明实录》的记载，从永乐十一年至宣德八年（1413—1433）的二十一年里，他就亲自入京朝贡七次，明廷依例宴待，赐给彩币、表里等物。
猛哥帖木尔经常为明帝效劳。永乐二十年（1422）三月，明成祖朱棣率领大军亲征鞑靼和宁王阿鲁台，猛哥帖木尔随军征战。事后，为防鞑靼报复，猛哥帖木尔上疏说：“达达（鞑靼）常川往来搅扰，边境去处，住坐不得”，奏准迁往朝鲜会宁居住。
明帝以猛哥帖木尔忠顺尽力，一再嘉奖，宣德元年（1426）正月晋为都督佥事，赐冠带，八年（1433）二月再进右都督。其弟指挥佥事凡察奉兄之命，于宣德七年（1432）二月入京贡献马匹方物，领受钦赐钞币、绢、布，三月又因“招谕远夷归附”之功，升为都指挥佥事。
明廷以原三万卫千户鞑靼杨木答兀掳掠军民牲畜，逃往斡木河流域，令猛哥帖木尔和凡察将其裹胁的辽东兵民送还京师，并派辽东都指挥佥事裴俊带领官兵一百六十名，前往“招取杨木答兀下漫散人口”。宣德八年闰八月十五日，杨木答兀勾引阿速江等卫“野人”阿答兀、弗答哈等三百余人“前来抢杀”，寡不敌众，十分危急。这时，凡察及猛哥帖木尔之子阿谷等，人人奋勇抵挡，负伤力战，猛哥帖木尔带领部众前来救援，杀退敌兵，迎接裴俊到斡木河本部住地。十月十九日，杨木答兀又“纠合各处野人”八百余名，围住猛哥帖木尔、凡察、阿古歹等家及裴俊营寨，烧毁阿谷大门。身为大明都督，聪睿机智、英勇顽强、威震各部的女真名酋猛哥帖木尔，为效忠明帝而奋勇战死，阿谷及其他在家男子亦皆死难，妇女牲畜被掠，努尔哈赤的先祖遭到了巨大灾难。
二、 五世祖董山
明宣德八年（1433）十月十九日猛哥帖木尔战死以后，其子董山（亦名董仓、充善）与阿谷之妻，被“七姓野人”掳去，家财尽失，部众死亡亦多，余者“流离四散”，“存者无几”，唯凡察逃脱。凡察竭力收集余部，并上奏明帝，请求发兵征剿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明帝两次遣使赉敕，谕令弗答哈归还所掠人马资财，又以凡察救援都指挥佥事裴俊有功，升为都督佥事，掌建州左卫事。不久，董山及阿谷之妻为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出。年轻的董山返回阿木河后，外有仇敌“野人”迫胁，朝鲜兵马亦“往来搅扰，不得安稳”，内有叔叔独掌卫事，亡父多年辛苦创建之业，毁于一旦，部众零落稀少，屈服于叔，处境十分困难。要摆脱这个危局，最迫切的是必须尽速离开朝鲜，返回明朝，先解决外忧，以后再与凡察叔叔商议卫事。因此，凡察与董山一再上奏，请求迁往灶突山苏子河畔，与建州卫李满住部合住。几经周折，长达三年之久，正统五年（1440），凡察、董山终于率领部分属民，逃出朝鲜，来到苏子河口，人疲马乏，衣食艰难。明帝闻悉，敕谕凡察说：“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尔等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妇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尔等既改过复归，须要始终一心，敬顺天道，不许复怀二三之意。尤宜约束所部人员，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永享太平之福，毋仍侵犯邻境，以取罪愆。”《明英宗实录》卷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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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祖世系（3）
董山虽然年轻资浅，势力单薄，但骁勇善战，锐意进取，竭力招集旧部，重振家业。他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从叔叔凡察手中夺回建州左卫的大权，以便重振父威，并进一步更好地进行称霸女真的事业。首先是印信之争。明帝因猛哥帖木尔被杀，建州左卫之印被“七姓野人”抢去，乃颁新印，令凡察掌管。正统二年（1437）十一月，董山袭封建州左卫指挥使后，上奏明帝说“旧印已获”，其意显然是要继承父业，独握印信，掌管建州左卫。凡察知悉，立即上奏，求留新印，含义也是对左卫权力的争夺。正统三年（1438）正月，英宗敕谕凡察、董山，宣告：“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董山的要求，虽未完全批准，但至少已取到了“协同署事”的成果，可以分享一部分权力，开始打破了凡察独掌印信、独主卫事的局面。此时，他们正忙于筹备迁徙，故这一争端暂告中止。
正统五年（1440）迁住苏子河以后，董山与凡察的矛盾，又重新尖锐化了。第二年正月，以董山部属指挥使塔察儿等来朝，“为董山乞恩”，明廷遂升董山为都督佥事。这样一来，在官阶职衔上，董山便与凡察一样，可以平起平坐，互不相下。
凡察感到形势逐渐不利，遂想取消董山协同署事之权，欲图独掌，但遭到了明帝的拒绝。正统六年（1441）六月，明帝降敕，谕告凡察、董山说：“往岁冬，因尔一卫存留二印，已尝遣敕，谕尔凡察、董山协同署事，将新印进缴。今尔凡察乃奏董山不应署事，都指挥李章加等又奏保凡察独掌卫事，此事朕处置已定，岂容故违。敕至，尔等即遵依前敕，存留旧印，随将新印缴来。”《明英宗实录》卷八十。随即又令辽东总兵官曹义遣人往察二人不和之故及部众意愿，上报处理办法。
曹义召见凡察、董山，询问部众意见后，于该年八月上报朝廷说，“部落意向，颇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终难安靖”，建议增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明帝同意，于七年（1442）二月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予新印收掌，从二人奏保，擢升塔察儿等人官职，并敕谕董山说：“尔奏保都指挥佥事塔察儿等十人，皆尝效劳于边，悉升官职，听尔部分。……尔与凡察，旧本一家，今既分设两卫，特遣敕谕尔处大小头目人民，听从所愿分属。自今宜严饬下人，毋相侵害，以保尔禄位，延及子孙。”《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九。谕凡察之敕，亦与此同。
据辽东总兵官曹义的察询及朝鲜边将了解的下情，建州左卫的女真人，大多倾向于猛哥帖木尔之子董山，若按敕谕所说，“听从所愿分属”。那么，董山的建州左卫，人员理应比右卫多得多。不管怎样，董山总是基本上取胜了，成为建州左卫的“掌卫事”都督同知。
分卫之初，三卫之中，建州卫最强，右卫次之，左卫最弱。建州卫第一任掌卫之人，是有名的酋长阿哈出，其女于洪武年间嫁与燕王朱棣。从阿哈出到其孙都督佥事李满住，祖孙三代，没有遭到重大打击，四十余年的经营，兵强马壮，人丁众多，家赀富豪，是当时女真各部实力最强的大酋长。右卫的凡察，虽经变乱，但毕竟年富力强，又独掌了一段卫事，也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员。左卫董山，处境最差，父兄惨死，祖产尽失，年轻望浅，人丁不多。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由于董山的艰苦奋斗，尽量利用明帝的厚待，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兼之李满住、凡察相继老病，不到二十年，董山便一跃而为威震各部的女真名酋了。
董山掌卫初期，对明朝中央政府十分恭顺，多次入京朝贡，一再遣派属下头目奏报消息，引导部众效劳边疆，得到明廷好评。兼念其父死于国事，从优礼遇，厚赐布帛，允其购买耕牛农具，又从其所请，由都督同知晋为右都督，袭其父故职。可是，明朝官将，常欺女真，勒索银财，招致女真严重不满。董山又看到蒙古也先势大，屡攻明朝，并曾掳获正统皇帝，因而更改初衷，乘机作乱，伙同李满住、凡察，多次入境劫掠人畜，杀害官民。
明廷初因忙于应付蒙古，抽不出军队，又恐三卫进一步和“北虏”联合，只好对董山等人采取招抚、劝诱和训诫的方式，但内心十分恼怒，一待边警稍弛，立即决定发兵征剿，并派使往谕女真各卫，分化瓦解，诱令入贡。一向机警多智的董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明廷会宽恕其过，便带领家属十余人及左、右卫大小头人，于成化三年（1467）四月，“以听抚来朝，贡马及貂皮”。明廷先以“山等常纵部落犯边”为由，集女真头人于阙下，降敕训诫说：
尔等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住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虏掠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服罪而来，朕体天地好生之德，姑从宽宥。今尔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饬部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不许仍前为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动调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一。宫殿周围，武士环列，重兵把守，四面被围的区区数百女真，怎敢反抗，只有忍气吞声，听其斥骂，还要“顿首输服”。出阙之后，董山等人气愤不平，部下指挥，有的“出谩骂语”，“褫厨役铜牌”，明帝又降诏痛责。董山等人更为愤怒，“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宪宗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