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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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37
在我们事务所门口的那个房间里,4张租来的折叠桌上,摆满了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一堆一堆按时间顺序分开放置,全都做了记号,标了编号,编了索引,甚至还被输进了计算机。
而且记得滚瓜烂熟。我对这些文件研究过不知多少次,现在对每张纸上的内容已了如指掌。多特交给我的文件总计221页。譬如那张保单,虽然在庭审时只算一份文件,却有整整30页。到目前为止,大利公司总共提交了748页文件,其中的一些与多特给我的相重复。
戴克在这些文件上面也已经化了许许多多时间。他还对理赔的档案写出了详尽的书面分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也主要由他进行。由于录取证词时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文件整得有条有理,迅速把需要的文件找出来。
这种性质的工作,他并不真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