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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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啰?”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