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1_赵匡胤时间(上)-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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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G。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临，城市由嘈杂归于寂静，深邃而又苍凉的星空下，更夫的慵困、哨兵的警觉，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契丹国的那些汉子，在镇子里散落着的穹顶帐篷前，围着篝火，用刀子切割烤羊的场景，在我眼里呈现为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舞台剧，定格时，则像一幅幅浓丽的油画；那羊肉，很香，很筋道……
敲击键盘时，我观察着五代到大宋之际的一个个名将。
投降契丹的杨光远似乎很厉害（我感觉他不仅是个秃子，还是个胖子），但后晋大将李守贞比他更厉害（我感觉他似乎精瘦），后来的后汉大将郭威又比李守贞厉害（郭威似乎是个大个子）。李守贞用“长连城”（城外城）围死了杨光远；郭威依样画葫芦，也用城外筑城的法子围死了李守贞。后唐大将张敬达，却没有用“长连城”围死石敬瑭；而赵匡胤，这位千古一帝，也没有用“长连城”围死僻居河东的小小北汉太原城。在这几场城外城的围剿中，我眼中的画面就像几万人的挖河工地那么壮观……
赵匡胤部下有一位福将，他就是传说中的党进党太尉。后来的文人墨客把他糟践成一个吃货，妖魔化一如韩复榘，有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也在讲“党进党太尉”的“糗事”。其实党进却是一员猛将，曾将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打得屁滚尿流。而杨老令公躲藏到太原城壕的深草丛中之后，我甚至从草隙中看到他惊恐的双眼，我还疑心他是不是崴了一只脚。写到此处，感觉杨老令公也似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事让我想起民间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到关二爷护送皇嫂过五关斩六将，试图要歪写淫涩情节时，忽然飞来一片青龙偃月刀架在他脖子上。老罗知是关二爷显灵，忙道：“关二爷刀下留情！”此时只听房间内烛光下，响起一个声音：“罗先生笔下留情！”于是，有了关二爷不进内室，秉烛读《春秋》的段子。我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说说杨老令公……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在这一篇前言里，我不想占据更多篇幅，读者如果愿意，会看到大约上百个文人故实，很多，都值得浮一大白。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我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书中的“遣词造句”是非常考究的）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
